烈的思潮，认为这是彻底铲除旧社会性别压迫的好时机。

    巴黎妇女互助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登记在案，有合法地址，有理事会名单，申请过几次政府拨款用于举办妇女沙龙和文化活动，审批都很顺利。

    但调查人员顺着这个地址摸过去的时候，发现那间所谓的"互助会办公室"是一间长期无人使用的空房间，在第十区一栋老楼的二层，房门上贴着"巴黎妇女互助会"的铜牌，里面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只落满灰尘的柜子。

    隔壁的住户说，这间房一年到头也没见有人进出，只有每隔几个月会有个女人来收一次信件，待不了十分钟就走了。

    但线索没有就此断下去。

    莫罗安排人手在空房间斜对面租了一间观察点，架了一台带长焦镜头的相机。

    等了三天，果然有人来了。

    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身材高挑，深棕色头发剪得很短，戴一副墨镜，打开互助会的门进去翻了翻信件，拿了七八封塞进包里，锁门离开。

    观察人员一路尾随，发现她最终进了第十六区一栋带花园的别墅。

    别墅的户主登记名叫"伊莎贝尔·杜瓦尔"，四十二岁，按档案记载是个寡妇，丈夫在革命期间的巷战中死了，她继承了一笔遗产和一栋房产。

    但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莫罗发现这个"伊莎贝尔·杜瓦尔"在一九三一年之前根本没有户籍记录——她是革命胜利之后凭空出现在巴黎的，登记用的文件手续齐全，但追溯下去，经手这些文件的那名区政府办事员在一九三四年就已经调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