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贝尔·杜瓦尔被带进审讯室的时候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睡袍，头发松散地披在肩上，脸上没有妆，看起来比登记照片上老了至少五岁。

    两名女同志一左一右扶着她走进来。

    审讯室不大，一张金属桌子，三把椅子，一盏瓦数不高的顶灯。

    墙角的录音设备已经打开了，磁带在缓缓转动。

    莫罗坐在桌子对面，面前的桌子上有一个文件夹，里面是同志们这十多天来收集的所有材料。

    "伊莎贝尔·杜瓦尔。"

    莫罗念了一遍这个名字，抬起头直视坐在她对面的成熟风韵少妇，

    "或者我该问——你真正的名字是什么？"

    杜瓦尔在椅子上坐下来，双手放在桌面上，她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涂了一层淡粉色的甲油。

    杜瓦尔抬眼看了看莫罗，又看了看坐在角落里做记录的年轻同志，然后轻轻呼出一口气。

    "我的本名叫玛德琳·贝尔纳。一九零二年生于第戎。"

    她报出这个名字的时候语速很平稳，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事。

    但莫罗注意到她放在桌面上的手指微微蜷了一下，指甲在桌面上划过一道细小的痕迹。

    "好，玛德琳。"

    莫罗说，

    "那我们从头开始？"

    紧接着，玛德琳的讲述用了将近三个小时。

    她说她年轻时在巴黎第八区的一间时装店里做工，被一位常来光顾的客人看中，那人是个做纺织批发生意的资本家，已婚，比她大二十岁。

    她做了他的情妇，住在十六区的一套公寓里，过着她以前只敢在橱窗外幻想的那种生活。

    革命爆发的时候那人带着她一路向南逃，从马赛乘船到了英国，直到在伦敦安顿下来。

    "他在伦敦还有一批存货和几个旧关系，本来以为可以重新起步。"

    玛德琳说到这里的时候声音变得平和了一些，

    "但那些旧关系在新环境下不怎么管用。

    他的人脉断了，资金也越来越少，脾气变得很差。"

    杜瓦尔在伦敦生活了大约四个月，那个男人开始频繁出门，有时候整夜不归。

    后来她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看见他跟另一个女人在一起——那是一个英国女人，红头发，穿得很体面，比玛德琳年轻的多。

    玛德琳当晚质问他，他摊了牌，说已经在伦敦这边另外成家了，让她自己想办法。

    "他留给我一笔钱，够付三个月的房租。然后他就走了，我们再也没见过。"

    走投无路的时候，玛德琳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是一个女权组织的招聘，说要招募"有志于女性互助事业的女士"参加培训。

    她报名去了。

    培训地点在伦敦东区一栋带院子的房子里，里面有大约二十个女人，年龄从二十出头到四十多岁不等，大部分是法国或比利时来的流亡者。

    培训内容是系统的"人际相处技巧"——如何快速判断一个男人的经济状况，如何在不引起警惕的情况下建立亲密关系，如何诱导对方主动提出消费或赠送礼物的请求，如何在合适的时机以对方可以接受的理由退出关系。

    培训为期三个月，结业之后组织会给每个人分配"目标对象"，报酬按比例抽取。

    "我当时觉得那就是一种工作。"

    玛德琳说，她的手指平放在桌面上，

    "我在那套公寓里过得像被养在笼子里的鸟，什么事都不会做。

    只有这个——我只会这个。

    让男人喜欢我，让他们愿意为我花钱。

    这是我唯一的生存技能了。"

    玛德琳在伦敦做了一年。

    那个女权组织给她介绍了四名目标，都是中产阶层的英国商人，她从中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报酬。

    但到了一九三五年春天，英国革命爆发，那个女权组织被定性为"资产阶级腐化思想的社会毒瘤"，于当年六月被英国红军依法取缔，组织负责人被抓，核心成员顿时四散奔逃。

    玛德琳则再次失去了落脚处。

    "我本来想留在英国，但那时候英国境内对一切跟旧制度有关的东西都在清算。

    我的身份即是法国流亡者，又是那个组织出来的，留在那里太危险了。

    所以我想，回到法国来试试看。"

    玛德琳回到巴黎的时候，法国革命早已经胜利。

    整个社会都在重建，新鲜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其中就包括各式各样的"妇女解放运动"。

    玛德琳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她当年在伦敦学的那些"技巧"，如果换一套说辞、换一面旗帜，就可以合法地、甚至被鼓励地重新开展起来。

    于是乎，玛德琳花了几个月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