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记，孙红印的事，来龙去脉都查清楚了。”粟林坤把材料放在桌上，最上面是一份几十页的调查报告。

    我翻开报告，粟林坤在一旁汇报：“从调查来看，孙红印那五万块钱，三万是从曹河宾馆财务科借的，两万是自己的积蓄。我们查了他的记录、家庭收支，还找宾馆财务科的人谈了话，基本对得上。他那两万积蓄，是这些年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媳妇没工作，两个孩子上学，不容易。”

    我翻看着报告里的借款借条、证人证言，一页一页看得很仔细。报告写得很扎实，时间、地点、人物、经过，清清楚楚。

    “意思是没有涉及到贪污受贿？”我问。

    “目前看确实没有，”粟林坤说，“就算有，也是很少一部分的灰色收入，宾馆经理嘛，烟酒招待这些免不了，但大额的经济问题没发现。宾馆那三万借款，手续齐全，有借条，有领导签字，属于正常借款，只是他用来放高利贷了。”

    报告最后附了孙红印的询问笔录。上面详细记录了他何时通过王秀兰给王铁军钱，何时收到利息，何时开始收不到钱，以及他多次找王秀兰、王铁军讨要的经过。字里行间，能看出这个宾馆经理的懊悔和无奈。

    “您看下一步怎么处理？”粟林坤问。

    窗外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噼里啪啦的，在寒冷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清脆。年味越来越浓了，县委大院里，已经有干部在贴春联、挂灯笼，红色的春联在灰扑扑的楼墙上格外醒目。

    现在就是在过年。中国人讲究团圆，讲究人情。政治是冷的，但人心是热的。没有人情味的政治，是走不远的。

    我合上报告，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敲了敲，思索着。

    孙红印的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从财务借钱放高利贷，是违规，但钱已经还了；自己那两万血本无归，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受害者——贪心固然有，但罪不至死。如果这时候把他关着过年，于情于理都不合适，也容易让人说县委不近人情。

    “这样吧，”我抬起头，“让他写个深刻检查。把从财务借钱的过程、放高利贷的经过、认识到的错误，都写清楚，要触及灵魂。写完检查，让他回家过年。年后视态度再处理。”

    粟林坤点头：“好。那我现在就去安排。”

    “等等，”我叫住他，“检查不能敷衍了事。你亲自把关，不过关就重写。告诉他，这是组织上给他机会。如果态度不好，年后严肃处理。”

    “明白。”

    粟林坤离开后，连续几天的奔波，确实有些累了，又处理了些许积累的文件。

    中午，我和文静约了高粱红酒厂的厂长孙向东在县委招待所小餐厅吃饭。

    孙向东如今已经发福，身材看起来更加魁梧，脸色也颇为红润，一看就是能喝酒的人。他进门就笑呵呵的：“朝阳书记，文静县长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孙厂长，坐。”我招呼他坐下，“今年酒厂效益怎么样？”

    “好得很啊！”孙向东嗓门洪亮，带着酒厂人特有的豪爽，“咱们高粱红在国家台打了广告，知名度上去了，现在供不应求！仓库里都没存货，生产出来就拉走。”

    闲谈几句之后，孙向东如今也是越来越社会了，说起话来不再像是乡镇干部一样没有水平，反倒是多了几分市侩。

    孙向东端起酒杯：“来，朝阳书记、文静县长啊，我敬两位父母官一杯！感谢县委县政府对酒厂的支持！”

    我端起酒杯跟他碰了碰，喝了一小口。孙向东却是一饮而尽，抹了抹嘴：“痛快！朝阳啊，你这可是保留了！不带这么喝酒的。”

    喝酒，我自然是甘拜下风，也就推脱了几句。

    “曹河酒厂是和平安县高粱红酒厂联合办厂，今年的税收贡献不小，县财政都感受到了。向东啊，我是代表曹河的父老乡亲感谢你啊，为曹河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文静马上补充道：“向东啊，这次书记专门说了，县里的十大明星企业家要拿给你！”

    “应该的，应该的。客气了不是！我这多少有些不敢当啊！”

    孙向东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忽然带着推心置腹，“朝阳啊，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你说。”我放下筷子。

    “你们这个酒厂的管委会主任钟建，可是人品不行啊。”孙向东脸上露出愤慨的神色，“我这次来了解到，你让他去精简人员，他王八蛋搞竞争上岗，这家伙明码标价——一个普通工人的岗位，要交五千；班组长，要交一万；车间主任，要交两万！这不是胡闹吗？”

    我脸色沉了下来：“有这种事？”

    “千真万确！”孙向东说得激动，手指在桌上敲了敲，“不少老工人，技术好，干活踏实，但没钱，就被裁了。上来的都是些关系户，技术不行，管理更不行。再这样下去，酒厂的生产质量都要受影响！朝阳啊，咱们高粱红这个牌子，是几代人攒下来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