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些年连贯性的发展，那朝中党争也就不会那般激烈了————

    可他们是怎么办的？

    一会儿新法，一会儿又旧法的搞个不停。

    朝中党政又怎么可能会不强烈？

    只怕和唐朝时的牛李党争比起来，也丝毫不遑多让。

    甚至于还能超过牛李党争！

    不过从这里也能看得出来，宋徽宗继位之时，所面临的情况到底有多么的复杂。

    原本他已经把这事儿，往严重里面去想了，可此时听了李成讲述，才算是明白自己先前所想，还远远不够。

    他继位时面临的情况，比自己先前所想，要严重上千百倍！

    面对着这等乱局，他上位后却能够迅速的稳住局面，并最终能打出去，收复幽云，将辽国给灭掉。

    足可以看出，他的能力有多强！

    那宋哲宗，也让他颇为意外。

    原本以为这是个年幼天子。

    又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而且去世的又早，连个子嗣也没留下。

    很难做出什么太大的成就来。

    可这个时候听了李先生所言才明白，在这事情上自己想的有些错了。

    这宋哲宗做的事儿，竟比自己先前所想要好。

    仅从其能支持新法上面，就能略见一斑。

    可惜是个死的早的。

    不过，去世的早也好，去世的早了，也能让赵佶早点几上台，整理乱子。

    自己大宋到了这等地步，非得雄主才能镇住场面。

    这哲宗或许比自己所想的优秀，但是和其弟赵佶比起来，肯定是远远不如。

    赵匡胤并没有过多询问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以及神宗当政时做出的种种举措，还有宋哲宗当政时，大宋又如何。

    他不想再问，至少现在是不想再问了。

    着实是方才问了一嘴庆历新政，给他带来的惊喜实在太大了！

    让他缓不过劲来。

    这个时候的他，只想赶紧从李成这里，多听一些宋徽宗的事来缓和一下心情。

    不然，在听一些别的人当皇帝时的憋屈事儿，他怕自己会忍耐不住被气死。

    所以，还是先将那些都往后放一放，多先停一停。

    先听这赵佶做出来的事，才是当务之急。

    李成见赵匡胤并没有询问王安石变法，以及宋神宗，宋哲宗的事，便也没有在这上面多言。

    而是接着说宋徽宗————

    “赵佶登基之后，就正式颁布了《求直言诏》。

    这份诏书并非象征性的礼节文章，而是措辞恳切、态度明确地要求全国各级官员，乃至布衣百姓，对朝廷政治得失提出意见。

    对象广泛，中外臣僚以至庶民，即京城内外的所有官员以及普通百姓都可以提。

    内容也无所不包，诏书明确指出，言者可以指陈阙失，批评朝廷政策、施政过程中的过错与失误。

    更关键的是，要求凡朕躬之阙失”，也都在可以直言批评的范围之内。

    强调言有可用，朕则行之；言有可采，朕则奖之”。

    更承诺言而失中，朕亦不罪”，以消除进言者的后顾之忧。

    明确设置进言信道，官员可以通过正常奏疏渠道，民间人士可以通过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等机构上书直达天听。

    徽宗在诏书中，表达了非常诚恳的姿态。

    如朕以渺身，获承大统，夙夜只惧，罔敢遑宁。

    深虑政事之间，或有阙失————

    兼收并用，无间于旧新；忠说是求，惟期于利国”。

    庶几转灾为福，改危为安”等语。

    诏书下达后，朝野内外反应积极。

    大量官员，无论新旧党籍，纷纷上书言事。

    许多原本因党争被贬斥的官员，也借机上书陈述政见。

    更有一些大胆的官员，依据诏书中朕躬之阙失”的授权，直接对徽宗本人提出规劝。

    例如，时任左正言的任伯雨多次上疏，直劝诫徽宗要勤政、节俭、远离享乐。

    右司谏陈璀更是上书，批评徽宗不该过多接触内侍，和参与某些宫廷娱乐活动如蹴鞠、观赏珍禽异兽等。

    徽宗大体上保持了接受批评的姿态。

    对于一些尖锐，但被认为有理有据的批评，他有时会表示嘉纳。

    甚至对部分官员进行褒奖或提拔。

    例如，他采纳了部分官员关于调整政策、宽待元佑党人后裔的建议，试图缓和矛盾。

    范纯仁等一些谨慎持重的老臣，也得以回朝或受到重视————”

    赵匡胤神色和缓了许多。

    果然，还是得听这等明君的事儿。

    刚一上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