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不着急，慢慢来。”杨亮说，“今年主要精力放在开荒上，防御工事入秋后再动。材料从谷里就地取材，石料、木材都有，尽量少从外面运，免得引人注意。”

    太阳快到头顶时，他们回到了谷口。杨石和杨木的本子上已经记满了数据：各块地的长宽、坡度、土样描述、现有植被……虽然粗糙，但有了这些，详细的施工方案就能做出来了。

    杨亮站在来时那个位置，回望整个谷地。雾气散尽后，这里的一切清晰起来：北边是已经成型的牧场，绿意盎然；中间是待开发的荒地和灌木坡；南边是水汽氤氲的芦苇荡；东边，森林像一堵沉默的墨绿色高墙，把阿勒河的喧嚣完全隔绝。

    “路也要修。”他最后说，“现在这条小道，单人走还行，驮货的牲口就费劲。要拓宽，能并行两匹骡子，关键路段铺上碎石。从主谷到这儿，步行不能超过一小时。”

    老奥托在心里算了算距离：“那得砍掉不少路边的小树和灌木。”

    “该砍的砍，但别砍秃了。”杨亮叮嘱，“路要隐蔽，不能像大道那样敞亮。弯道多留些，两侧保留些天然植被做遮挡。咱们自己人认得路就行。”

    回主谷的路上，杨亮一直没怎么说话。他脑子里在过整个计划：三十个劳力，分三组，一组排水清淤，一组清理灌木，一组负责后勤和材料运输。工具从工坊调，畜力从牧场调，粮食和盐从主谷仓库拨。监工用可靠的老庄客，进度每十天一报。秋收前完成土地整理，冬闲时翻耕养地，来年春播……

    还有移民。等第一批地开出来，就从主谷迁两三户人家过来。要是自愿最好，如果不愿，就从新收留的流民里挑踏实肯干的——比如那些拖家带口、想在盛京扎根的日耳曼或斯拉夫家庭，给田给屋，免三年租子，让他们在这里安家。

    这些事，一桩桩一件件，都要人力，要粮食，要时间。不像工坊里造个水车或锻锤，图纸画好，材料备齐，几天就能见个雏形。土地是最有耐心的，也是最磨人的。你急，它不急。你投入十分力，它可能只还你三分收成。但一旦养熟了，它就是最忠实的根基，旱涝保收，年年不绝。

    走到主谷城墙下时，杨亮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来路。那条隐在草木间的小道，蜿蜒没入山梁背后，通向那个即将被彻底改变的小小山谷。

    二十七年前，他们开垦第一块土豆地时，只有一把从现代带来的工兵铲，和一双双因为缺乏营养而消瘦的手。现在，他们有铁制的农具，有畜力，有黑火药，有初步的水利知识，还有一支可以调配的人力队伍。

    可本质上，他们依然在做同样的事：向土地要生存，向荒芜要未来。只不过规模大了，工具好了，底气足了。

    城墙上的守卫看见他，抬手行礼——那是个年轻的法兰克人，三年前跟着父母逃荒来的，现在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杨亮点点头，穿过门洞，走进盛京喧嚣的主街。空气里飘着刚出炉的黑麦面包香、铁匠铺的煤烟味、还有远处学堂孩子们用汉语背诵诗句的稚嫩声音。

    他加快脚步，朝书房走去。草图要整理成正式的规划图，人力物料要列出清单，命令要写成文书下发。牧草谷的拓垦，从今天起，就不再是脑子里一个模糊的念头，而是一场需要投入实实在在的血汗、时间、和资源的漫长工程。

    就像二十七年来，他们在这片陌生土地上做的每一件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