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定军想起七月洪水刚退时，父亲蹲在牧草谷的泥地里，抓起一把被山洪冲过的土，说：补种荞麦，来得及。那时候他觉得父亲太乐观，如今荞麦真的收了。

    藏书楼还和往常一样安静。杨定军推门进去，迎面扑来纸张和墨水的气味。他径直走到二楼，在惯常的位置坐下，摊开那张画了一半的小广场图纸。

    这两个半月，他几乎每天都在这里度过深夜。白天的工地嘈杂繁忙，只有入夜后才能静下心来画图。小广场的雏形已经出现在纸上：从集市主路延伸出去的三级台阶，台面宽六尺，每级高半尺。广场地面铺的是从采石场运来的青石板，边角处用碎砖夯平。广场边缘立一排木柱，将来可以搭凉棚，也可以挂灯笼。

    图纸上还有几处留白。他正在想排水的问题——广场是平面，雨后容易积水。需要在石板下埋渗水层，但用什么材料填充，他还没想好。

    “二少爷。”

    楼下传来轻轻的呼唤。是藏书楼的管事，声音压得很低，像怕惊动书架上的灰尘。

    “老爷让您戌时过去一趟，商队那边有信带到。”

    杨定军放下笔。窗外天已经暗了，暮色四合，远处的河面泛着铅灰色的光。

    他收拾图纸，起身下楼。

    杨亮的书房里点着两盏油灯。

    老人坐在案后，面前摊着几封信笺。杨保禄也在，靠在窗边，手里端着碗茶。看见弟弟进来，他抬了抬下巴，算是招呼。

    “坐。”杨亮摘下老花镜，“乔治从科隆回来了，带来些消息。”

    杨定军在父亲对面坐下。杨保禄把茶碗推过来，他接过，没喝，等着下文。

    “商人那边，传话的效果不错。”杨亮拿起一封信，“乔治这趟带了十七个人来——八个石匠，四个木匠，五个泥瓦匠。还有三户整家的，男女都有，会种地。”

    “安置在哪儿了？”杨定军问。

    “东山坡那片临时窝棚。”杨保禄接话，“按你规划的，四十号到四十八号位。昨天刚到，正在熟悉环境。”

    杨定军点点头。他设计的临时安置区，现在住了一百七十多人。窝棚不够住，有几户自己动手在旁边搭了草棚，他也没赶。只要不占用规划中的道路和排水沟，搭棚可以，但要登记。

    “还有，”杨亮打开另一封信，“苏黎世那边传话过来，说格里高利主教想捐一笔钱，帮我们重修教堂。”

    杨保禄冷笑一声：“他倒是会挑时候。”

    杨定军没接茬。他知道那座小礼拜堂——沃尔夫冈神父主持，募捐一直不顺，至今还没封顶。现在洪水退了，主教想起“捐款”了。

    “回绝了？”他问。

    “没。”杨亮说，“我让乔治带话回去，说多谢主教好意，但盛京有自己的规矩——所有捐款必须公示来源和用途。如果主教愿意按这个规矩来，我们欢迎。”

    杨定军沉默。他知道父亲这是在划边界——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但你想把手伸进来，不行。

    “还有别的事吗？”他问。

    “有。”杨亮看着他，“你那个广场，画得怎么样了？”

    杨定军一顿。他没想到父亲会在这个时候问这个。

    “还在画。”他说，“排水层用什么填，我还没定。”

    “碎石掺粗砂。”杨亮说，“工坊烧窑的废渣也行，吸水快，又轻。”

    杨定军愣了愣。他在书里查过几种方案，但书里说的是另一种世界的材料。父亲说的，是眼前这个时代、这个山谷里能找到的东西。

    “我试试。”他说。

    “不是试试。”杨亮看着他，眼神平静，“是就这么干。你画了快三个月了，再画下去，河都要结冰了。”

    杨定军想辩解，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知道父亲说得对。

    “后天开始施工。”他说，“先铺台阶基础，再夯广场地面。排水层同步做。”

    杨亮点点头，没再说什么。他重新戴上老花镜，拿起另一封信，继续看。

    杨保禄走过来，拍了拍弟弟的肩：“行了，回去睡吧。玛蒂尔达该等急了。”

    杨定军走出书房时，外面已经全黑了。

    秋夜的风从河面吹来，带着水汽和草木的凉意。他站在内城门口，没有立刻往家的方向走。

    远处，新集市还有灯火。那是几间铺子在连夜赶工——商人急着恢复经营，多干一天就少亏一天。更远处，临时安置区的方向也亮着零星的灯，像夏夜的萤火虫。

    他忽然想起十六年前的秋天。那时候他刚进学堂，每天跟一群半大孩子认字、算数。学堂是间草房，下雨漏水，冬天漏风。父亲站在黑板前，用炭条写字，写一笔，掉一层灰。

    现在学堂有三十七间屋，两百多个学生。教书的先生从父亲一个人，变成六个。最年轻的先生是他当年的同学，施瓦本山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