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晚上好。

    能以毕业生的身份，再一次站在早稻田的讲台上，对我而言，是一件既讽刺，又温柔的事。

    我还记得在不久之前，就在这里举办了一场沙龙，在沙龙当中我与村上先生产生了激烈的辩论，主题正是“文学与社会”。

    那时候我被告诫：“文学该是梦的延伸，而不是现实的回声。”

    如今我回来了，主题没变，只是时代已经换了一副面孔。

    关于我想要讲述的的一个议题就是文学，起于人心的疼痛。

    我一直觉得，文学不是从语言开始的，而是从一种“疼痛”开始的。

    有人因为爱情写诗，有人因为孤独写小说。

    而我写下《铁道员》的时间当中，日本正经历经济泡沫的坍塌。

    那段时间，我每天坐电车回到出租屋，看着整座城市慢慢熄灯。

    GG牌还亮着，可人们的眼神却暗了。

    我遇到许多失业的人，他们在便利店门口喝酒；我也看到车站的老职员，仍然在清扫月台，好象什么都没发生。

    那时我明白，所谓“文学”，不是在安慰社会的创伤，而是让人看见那道伤口还在。

    哪怕只是短暂地承认：痛确实存在。

    《铁道员》的主人公并不伟大，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但正因为普通，他才能让人看到“失去的日本”。

    人们怀念他，不是因为他是英雄，而是因为他活得太象自己。

    我始终相信：文学的第一份责任，不是“写得多好”，而是“写得多真”。

    随后就是第二点，也是我一直所认为的观点，那就是社会，从来不是背景，而是现场。

    很多人问我：“你写作的时候，会不会想太多社会问题？”

    我说不会。

    因为社会根本不需要被“想”，它每天都在那里。

    你出门看到便利店门口的流浪汉，那就是社会；你在电车上看到母亲安静地哄孩子，那也是社会。

    社会不是背景，而是现场。

    《入验师》就是在这样的现场里诞生的。

    有一阵子，我常被问：“你为什么要写死亡？”

    我说，其实我写的不是死亡，而是“面对死亡的社会”。

    那是一个快速的时代。

    人死得越来越快，葬礼变得越来越短，连悲伤都要被压缩成“流程”。

    于是我写下那一幕“年轻的入殓师替死者穿衣，他的手在颤斗，但仍然认真。”

    我希望人们看到：即便社会冰冷到令人麻木，仍有人在以温柔抵抗。

    有读者对我说，《入殓师》让她第一次想起自己的父亲。

    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文学能做的并不多，它无法阻止死亡，却能让人学会如何告别。

    文学并不能改变社会的制度，但它能提醒我们，制度背后有活生生的人。

    第三点，文本，是人与人之间最后的桥梁我们正处在一个被信息填满的年代。

    每天都有无数的观点、立场、标签在争吵。

    而在这些噪音中，最容易消失的，其实是“倾听”。

    有人说，文学已死。

    我不同意。

    文学不是死了，只是它安静了。

    它仍然存在，只是我们太吵，听不见它。

    我写作的时候，经常有一个画面：凌晨两点的东京，电车停在终点站，月台空无一人。

    风吹过，铁轨轻轻震动。

    一个人坐在长椅上，看着夜色，什么也不做。

    那一刻，文学就在那里。

    它不在书里，不在奖项里，而是在那个“孤独的人”心里。

    当他被一句话照亮，哪怕只是一句，那就是文学的意义。

    所以我常说，文学不是要造墙，而是要造桥。

    桥的那一端，是别人；这端，是我们。

    当我们用一句话抵达对方的时候，我们就在抵达自己。

    第四、文学不能改变世界，但能改变人。

    有记者曾经问我：“白鸟先生，您相信文学能改变社会吗？”

    我回答：“不能。”

    文学没有那样的力量。

    它不能让经济复苏，不能让战争停止，也不能让坏人变好。

    但是，文学可以改变人。

    而被改变的人，会去改变世界。

    这是我在写作这些年里得到的最诚实的答案。

    我写《铁道员》时，只是想写一个普通人的故事；我写《入殖师》时，只是想让人记得死亡的温度，接着我有了下一个想法，关于那些“被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