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荣盛微笑着抛出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对于银行放贷的决策者，要不要追责？”

    李怀节目光坚定地说：“不动真格，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蔡荣盛沉默了很长时间。

    他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步，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按理说，该追责。”他终于开口，“那些明显不符合放贷条件的企业，那些明显有问题的项目，银行凭什么批？

    要么是能力问题，要么是作风问题，要么，就是腐败问题。

    追责是应该的。”

    他转过身，看着李怀节：“但是，李主任，你要知道，国企和银行之间，不仅仅是借贷关系，还有千丝万缕的政治联系、人情往来。

    一个项目能不能上马，一笔贷款能不能批下来，往往不是单纯的经济决策，而是复杂的政治权衡。

    如果真要追究每一笔问题贷款的责任，那牵扯的就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大片人。

    这些人里，有的已经退休安享晚年，有的正在重要岗位履职，有的甚至……”

    他没有说下去，但意思已经很明白。

    “所以您认为，追责很难推进？”李怀节追问。

    “难！非常难！”蔡荣盛坐回椅子上，神情凝重，“但这是应当也必须做的事。

    我是支持你这么做的。

    至于怎么做，我的浅见就是‘抓典型’。

    对于那些造成重大损失、证据确凿、影响恶劣的个案，要坚决追责，一查到底。

    用这些典型案例树立规矩：伸手必被捉，失职必被究。

    而对于那些情节轻微、损失不大、能够挽回的，可以给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比如责令检讨、调离岗位、降级使用等。

    总之，要有区别、有分寸。

    既要体现制度的刚性，也要考虑历史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