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难度极大。

    我请求，在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立一个‘跨市场风险数据分析研判小组’，由办公室直接领导。

    负责打通数据、建立模型、提供统一的研判报告，供各协调组参考。

    这样可以提高效率，避免重复劳动和数据打架。”

    这个建议非常技术性，也非常关键。

    它实质上是想在袁阔海牵头的协调组和领导小组办公室之间，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由办公室直管的技术支撑平台。

    这既能让袁阔海借助办公室的力量推动工作，也能让李怀节通过这个平台，深入到跨市场风险排查的核心，掌握关键数据和信息。

    褚峻峰的手指头无意识地微微抖动，这是他正在进行深度思考的标志。

    他当然听出了袁阔海的意图，但这个提议本身合情合理，难以拒绝。

    强行否决只会显得自己心胸狭隘，阻碍工作。

    沉吟片刻之后，他沉着点头：“可以。”

    “这个数据分析研判小组，就由办公室副主任李怀节同志具体负责筹建和日常管理，阔海同志你总体把关。

    需要什么支持，办公室协调。”

    “好。”袁阔海干脆地应下。

    这一步，为李怀节切入核心业务打开了通道。

    接下来，关于工作机制、排查范围、时间节点等具体问题，常委会又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讨论。

    褚峻峰试图将“第一阶段重点机构排查”的时间压缩在三个月内完成，但遭到了秦汉、袁阔海等人的强烈反对。

    他们认为金融风险积累非一日之寒，排查不能搞“大跃进”，尤其是涉及企业经营和民生相关的信贷业务，必须慎之又慎。

    最终，在姜成林的调和下，双方达成妥协：用一个月时间完成动员部署和方案细化；

    再用四到六个月时间，分批次、有重点地对主要金融机构和风险领域进行排查，整个周期拉长到半年以上。

    同时明确，排查期间要保障正常金融服务不断、企业合理融资需求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