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赶不及。

    检验科的急诊生化结果需要六到八小时。血清铜和铜蓝蛋白不在急诊生化的常规项目里，需要单独跑免疫比浊法。晚上八点采的血，最快也要第二天凌晨四五点出结果。

    而孙立仁的高铁，早上七点就到了。

    省血液病研究所所长。全国血液学会常委。发表sci论文一百二十余篇，h指数47。门诊号一号难求，挂号费三百，还得提前两周预约。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两个助手，一个博士后，一个在读博士。博士后负责抱电脑，博士负责拎包。三个人西装笔挺，胸前别著省血液病研究所的胸牌，走路带风。

    市一院的迎接规格是钱博文亲自定的。普外科、血液科、icu三个科室的负责人在门诊大厅等候。赵建军也在，站在最后面。

    他凌晨四点就醒了。检验科的结果还没出。

    他给检验科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说还在跑，第二个说机器出了点故障，正在重新校准。

    赵建军站在大厅，手机捏在裤兜里，隔三十秒看一次。

    孙立仁到的时候，排场用两个字形容就够了：从容。

    六十二岁，身高一米七出头，头发全白但梳得一丝不苟。金丝边眼镜，镜片干净得反光。

    穿藏青色西装，内搭浅灰衬衫，没打领带，第一颗扣子解开，露出脖子上一条细金链。

    走路不快不慢，步幅均匀。手背在身后，微微昂着下巴。

    二十年临床，十五年带教，八年所长。见过的疑难杂症比在场所有人加起来都多。这种底气不是装出来的。

    “钱院长，久仰。”

    声音沉稳，握手力度适中，眼神扫过一圈人，在每个人脸上停留时间不超过半秒。

    “孙教授，辛苦了。”

    钱博文笑容热切，“先去休息还是直接看病人？”

    “先看病历。”

    一行人上了电梯。

    血液科会议室已经准备好了。投影仪打开，病历资料按时间线排列在屏幕上。

    孙立仁坐下，接过助手递来的老花镜，没用医院准备的投影，直接要了纸质病历。

    他翻看了八分钟。速度不快不慢，偶尔停下来，在某一页检验报告上多看两眼。

    在场的所有医生都没说话，连呼吸都放轻了。

    八分钟后，他摘下眼镜。

    “骨穿报告呢？”

    血液科主任刘大伟连忙递上去。

    孙立仁看了三十秒。

    “骨髓增生活跃，粒红比偏低，巨核细胞产板不良。

    他把报告放下。

    “再障的诊断没问题。”

    刘大伟松了口气。省级权威盖章确认了他的诊断，这口气憋了快两周，终于落了地。其他几个医生也跟着点头。

    “但你们的免疫抑制方案过于保守。”

    松下去的那口气又提了上来。

    孙立仁指了指病历里的用药记录。

    “atg加环孢素，标准方案。但剂量偏低，疗程偏短。这个年龄段的重型再障，应该在第一个疗程就足量冲击。你们畏畏缩缩用了两个疗程的减量方案，等于白给。”

    刘大伟的脸涨红了。他不是畏缩，是陈静的肝功能本身就不好，加大免疫抑制剂量有肝衰竭的风险。

    但他没敢反驳。

    孙立仁在省里说一句话，能影响他明年的职称评审。

    “我的建议。”

    孙立仁摘下眼镜，环视一圈，“放弃免疫抑制。直接准备骨髓移植。”

    “孙教授，”

    钱博文斟酌著开口，“患者家庭条件非常困难。骨髓移植的费用”

    “有医保。有大病救助。有慈善基金。”

    孙立仁淡淡地说，“我的秘书可以帮你们对接省红十字会的再障专项救助金，覆盖百分之四十的费用。剩下的，让家属想办法。”

    他站起来。

    “走，看看病人。”

    一行人浩浩荡荡去了icu。

    隔着玻璃窗，陈静躺在病床上。二十岁的女孩，瘦得只剩骨架。面色蜡黄，巩膜发黄，嘴唇苍白。

    鼻管、心电监护、输液管，三根管子从不同方向插在她身上。

    她旁边的陪护椅上，坐着一个中年妇女。头发花白，穿一件褪色的蓝布外套，手里攥著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是从医院食堂打的盒饭，凉了，没舍得吃。

    陈静的母亲。

    孙立仁看了三秒，收回目光。

    “典型的重型再障体征。黄疸明显，可能合并有溶血。不过溶血在重型再障里不罕见，跟免疫机制有关。骨髓移植是唯一根治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