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第二个周末，花店迎来了开业以来最大的一笔单子。

    江海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生社团搞周年庆典，需要布置一个中型活动场地。场地在学校旁边的商业广场三楼，面积不大，大概一百五六十平米。但甲方要求高得离谱——要花墙、要花拱门、要桌花摆件、还要一个“具有人文气息的沉浸式花艺空间”。

    这活是萱姨在社交平台上接到的。对方预算给了一万二，时间紧，周六布展，周日活动。

    “能做。”萱姨翻着对方发来的须求文档，一边用铅笔在本子上列清单，“花墙用的主材不能全用鲜切花，成本撑不住，得掺一半仿真花打底。拱门用绿植藤蔓搭骨架，点缀白玫瑰和洋橘梗。桌花用小型手捧款，八到十个够了。”

    “就是让现场看起来不象会议厅。”她咬着铅笔帽，“摆几组高低错落的绿植景观，加灯带，再挂几串干花帘子。概念大于实际，别被唬住。”

    我服了。这女人对花艺设计的理解力和成本控制能力，是在老街摆了十几年摊练出来的真本事。

    周六凌晨四点半，我的闹钟炸了。

    睁开眼的时候天还是黑的。萱姨已经在操作间里开始干活了——冷柜门开着，里面的灯照出来一截白色的光，她蹲在地上分拣花材，嘴里叼着一根皮筋，手上缠着两卷胶带。

    “醒了？洗脸去。水壶在灶台上。”

    我洗了把脸，灌了杯热水。从操作间的架子上搬下三大桶鲜切花和两箱仿真花，码进电动三轮车的车斗里。

    对，电动三轮车。

    是沉曼上周送的。说是“给店里添个运输工具”，实际上就是她从哪个网站上下单的时候手一滑多买了一辆——原话是“反正我也不会开三轮车，放我车库里落灰不如给你们用”。

    这辆三轮车通体橘色，车头挂了个沉曼亲手用毛线钩的小挂件——一只歪嘴笑的卡通柴犬。

    开着它在街上跑，回头率不输保时捷。

    凌晨五点，我和萱姨出发。

    三轮车在空荡荡的街面上“突突突”地跑着，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萱姨坐在副驾的位置上——其实就是焊了块铁板铺了层海绵垫的改装座位——手里抱着一桶白玫瑰，脑袋靠在车窗框上闭目养神。

    “萱姨。”

    “恩。”

    “你冷不冷？”

    “不冷。”

    “把我外套披上。”

    “不用。”

    “你嘴唇都发白了。”

    她睁开一只眼看了我一下，没吭声，把我搭在驾驶座后面的外套拽过来盖在腿上。

    到场地是早上六点。商业广场还没营业，保安帮我们开了后门的货梯。

    接下来六个小时，就是纯粹的体力活和技术活交替轰炸。

    花墙的骨架是用PVC管搭的。

    我负责搭骨架、绑扎带、固定底座。萱姨负责往上面插花——先用仿真花把底打满，再把鲜切花按颜色和层次插进去。白玫瑰做主体，洋橘梗做点缀，尤加利叶填缝。

    拱门更麻烦。绿植藤蔓要一根一根缠上去，每根之间的间距要均匀，松了不好看，紧了又显得闷。萱姨站在梯子上，我在下面扶着，两个人的配合默契到不用说话。她伸手往下指一下，我就知道她要哪种花材，递上去。

    到中午十一点，大框架完成了。

    活动方的负责人是个戴眼镜的男生，中文系的大三学长，姓周。他站在门口看了一圈成品，连着说了三个“可以”。

    “苏阿姨，这个花墙太好看了。我们社长看了绝对满意。”

    “叫我苏老板就行。”萱姨从梯子上下来，拍了拍手上的碎叶子，“下午还有桌花和灯带没弄。你们几点开始彩排？”

    “明天上午十点。”

    “那来得及。”

    我去楼下买了两份盒饭端上来。萱姨蹲在花墙旁边吃，筷子夹着一块红烧肉往嘴里塞的时候，目光还在花墙上扫来扫去，时不时皱一下眉。

    “那个角上的洋橘梗矮了两厘米。”

    “萱姨，你先吃饭。”

    “吃完就去调。两厘米的高度差，拍照的时候打光会露馅。”

    这个女人对细节的偏执，跟她平时懒散的生活习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家里她能赖床赖到日上三竿，被子叠不叠全看心情，袜子扔哪算哪。但一到工作上，每一片叶子的角度她都要管。

    吃完饭继续干。

    下午两点多的时候，出事了。

    我搬第三箱桌花的时候，手滑了。

    不是普通的手滑。是那种连人带箱子一起失去重心的猛烈跟跄——左脚踩到了地上一滩不知道谁洒的水渍，帆布鞋底打滑，整个人横着摔了出去。

    箱子从手里飞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