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你没办法。”陈远山的声音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悲伤，是那种很老很老的疲惫。“则川同志，我们认识多少年了？”

    “四十年。”

    “四十年。四十年来，我看着你从县委书记做到省委书记，又从省委书记退下来。你走过的每一步，我都看见了。你得罪过的人，我也都看见了。”陈远山停了一下。

    “你知道你为什么能走到今天吗？”

    陆则川没有说话。

    “不是因为你能干。是因为你运气好。每次你得罪了人，都有人替你挡着。你父亲，你爷爷，还有那些老战友。”陈远山的声音高了一点。“但现在，他们都不在了。你还要得罪人，谁来替你挡？”

    陆则川握着手机，看着窗外的天边。那抹白色越来越宽，从山脊后面漫上来，像潮水。

    “远山同志，您说完了吗？”

    “说完了。”

    “那我说两句。”陆则川的声音不高，但很稳。

    “我走到今天，不是靠谁替我挡。是靠我做的事，对得起良心。得罪人，是那些人不该在那个位置上。替他们挡的人，也不是替我挡，是替国家挡。您说我不怕死，对，我不怕。但您说我不怕丢官，错了。我怕。我怕丢了官，就没人做该做的事了。”

    电话那头，很久没有声音。然后陈远山轻轻说了一句：“则川同志，你赢了。”

    “这不是输赢的事。”

    “对你来说不是。对我来说是。”

    电话挂了。陆则川站在窗前，看着天一点一点亮起来。

    山脊的轮廓从黑暗中浮现，先是灰色的，然后是淡金色的，最后被初升的太阳染成一片橙红。

    他站在那里，很久。

    然后他转过身，走到桌前，拿起那杯已经凉透的茶，一口一口喝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