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四年，二月。

    三边总督杨鹤赴陕履任已逾一年，朝野寄望甚深的剿抚并举之策，于陇东塬上逐步铺开。

    朝廷先后拨发十万内帑赈银，再加藩府协济粮米，专以安辑饥民、收束溃卒、招抚流徒。一年之间，陕北乱局初见收束。

    入春二月，陕北迎来大乱以来首次大规模归降。

    流寇渠首满天星率先投诚，麾下大小头目尽递降表，部众或遣散归农，或编入堡汛戍守。

    其余各路小股零贼见官府抚局已定，不敢再肆行剽掠，相继闻风归附。

    杨鹤于固原、宁州、合水、泾州一线荒塬，尽数划拨官荒闲田，给降民、胁从配发耕牛籽种，许以三年免税，令流离亡命之人得以落地安生。

    前后十余万啸聚山野的饥民溃卒，尽皆弃戈归耕。

    昔日烽烟不息的庆阳、固原地界，荒田复垦、村舍重燃烟火，陇东初见安稳之态。

    此抚局，是杨鹤整顿三边乱局的根本，亦是他朝堂述职的最大政绩。

    只是他心中始终藏着深忧：十几万归降之众，本是饥寒所迫、苛政所逼才铤而走险，降顺只为苟活，并非真心向朝廷。

    赈银粮米本就微薄拮据，安抚根基虚浮如沙。

    一旦生计再绝、战火重燃，只需一人振臂，刚收拢的流民溃卒便会再度啸聚，一年苦心维系的三边安稳，转瞬便可崩塌。

    而盘踞延绥西路的费书瑜，正是压在陇东抚局之上最大的隐忧。

    当世流寇大多可招可抚，唯独费书瑜据守靖边、保安一线，拒不归降，不受总督调遣。

    自榆林战败、退守渭北之后，他并未闭门苟安，反而巧用虚实之势，以围困庆阳牵制官军主力，趁机奔袭边堡，一战尽得延绥西路十四堡、两县之地。

    尽收西路堡仓积粮、戍卒甲马，又私开边墙关口，以青盐、粮米、淘汰旧械与河套部族通商换马，步步蓄力，声势日盛。

    杨鹤经略三边一载有余，洞悉边情利弊，早已看透对方用意：

    费书瑜本是延绥边军千总，熟稔九边规制、边关险隘，麾下核心部曲皆是己巳勤王哗变西归的百战老兵，军纪严明、悍勇敢战，绝非饥民乌合之众可比。

    此人决然舍弃渭北屯田、退守西路，只为补齐榆林一战战损、休养生息；

    如今倾力筹购战马，意在补齐骑兵短板，待到甲马精足、兵势复原，必然南下冲破保安、安定隘口，直入陇东腹地。

    一旦费书瑜南下，凭其粮草充盈、边军旧部的号召力，足以牵动十几万根基不稳的降民流民。

    届时降众复叛、烽烟再燃，一年抚局尽废，朝堂追责之下，他万死难辞其咎。

    杨鹤心中雪亮，此贼初起不过四千哗变边卒，本易殄灭。

    只因京营失防、山西三镇纵寇过境，任由其沿途收拢溃兵逃卒，方才坐大至数万之众，尾大不掉。

    祸根起于畿辅，养成于晋地，却要由残破三边独自兜底。

    本镇精锐多随勤王未还，兵力空虚，若倾兵死磕、惨败损师，所有罪责必尽归己身。

    危机感日重，杨鹤决意收起一味怀柔之术，转以军事封锁，抢夺战略门户、剥夺贼军主动权，锁死费书瑜南下通路，护住陇东安稳根基。

    他以三边总督节制军政之权，草拟三路合围檄文：

    东路，令榆林总兵杜文焕西进龙州堡，封堵延绥东路出口；

    西路，调宁夏总兵贺虎臣领镇标进驻花马池，断绝贼军西窜之路；

    南路，抽调固原协守副将苑攀龙、延绥西路分守副将张应昌两部精锐，由心腹掌号守备陈永谟持总督旗牌居中节制，北上直扑保安、安定，堵死南下隘口。

    九边调兵行文，历来照账面满编员额填报，幕府层层累加，三路账面兵员共计三万三千，再并随军杂役、运粮民夫入册，对外号称五万大军征剿陕北。

    如此大张声势，一则以重兵威势震慑费书瑜，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二则镇抚陇东人心，令新附耕民心存忌惮、不敢再生乱念，以纸面虚势稳住摇摇欲坠的抚局。

    檄文传遍陕甘州县，朝野与乡堡人心震动，陇东躁动之势迅速平复。

    对外造势既定，杨鹤屏退左右，紧闭内衙房门，独留心腹陈永谟。

    烛火摇曳，三边舆图平铺案上，衙内气氛沉肃压抑，往日温和儒雅的总督，此刻眉眼间只剩冷硬凝重。

    “对外五万合围之兵，尽是虚张声势，只为安定地方人心，震慑山野亡命之徒罢了。”

    杨鹤压低声调，语气低沉简练，只对心腹交底，“榆林、宁夏两路，皆只能在外围虚作牵制，万万指望不上。

    杜文焕主力被缠在府谷剿贼，不敢轻易分兵；

    贺虎臣要戍守河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