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通讯不便，但我会想办法给你写信。”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崭新的、印着轮船图案的硬壳笔记本，那笔记本的边角还用牛皮纸仔细包着。

    “这个给你。”他把本子塞到方文静手里，动作有些笨拙。

    “我记得......你小时候字就写得好，爱看书。广播里说......要恢复考试了？”他目光灼灼地看着她，“别荒废了。有空就看看书，写写字。日子长着呢，谁知道以后会怎样？人活着，总得有点奔头。”

    方文静紧紧攥着那带着他体温的笔记本，指尖冰凉，心口却滚烫。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用力点了点头，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最后化作一句带着浓浓鼻音的叮嘱：“你......在海上，当心点。保重。”

    杨立业看着她泛红的眼眶，嘴角微微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只是深深地看着她，仿佛要把她的样子刻进脑海里。

    他低声说：“等我回来。”这四个字，沉甸甸的，像是一个承诺，穿越了童年的时光，落在了此刻。然后，他利落地转身，背影在金色的夕阳下，挺拔如松，渐渐融入暮色。

    广播匣子里关于“恢复高考”的消息，终于不再是遥远的传闻，成了切切实实的政策。村里、镇上，但凡念过几年书的年轻人，心都像被点着的干草，呼呼地烧起来。方文静也不例外。

    夜深人静，西屋的煤油灯常常亮到很晚。她翻出箱底那些泛黄卷边的课本，手指拂过曾经熟悉的字迹，心尖都在颤。杨立业送的笔记本，被她珍重地用来誊抄重点、演算习题。笔尖在粗糙的纸页上沙沙作响，仿佛在替她诉说着压抑多年的渴望。

    颧骨上的疤痕在灯影下明明暗暗，但她的眼神却越来越专注，越来越亮。知识像甘泉，浸润着她干涸的心田，也让她暂时忘却了脸上的烙印。

    她变得更加忙碌。除了帮家里干活，除了学习，她也开始主动参与村里的公共事务。谁家婆媳闹矛盾了，她会去耐心听听；谁家孩子该上学了家里不让去，她会去说道说道；扫盲班缺人教，她二话不说顶上去。

    她依然话不多，但这份文静里蕴含着一种深沉的力量。她脸上的疤痕依旧醒目，但当她用清晰条理的话语调解纠纷，用耐心细致的讲解教人识字时，那疤痕似乎不再是缺陷，反而成了她经历磨砺、值得信赖的一种奇特见证。

    村里人渐渐发现，这个方文静，心里有杆秤，说话在理，办事公道。尤其是那次为张桂兰挺身而出后，村里的妇女们遇到难处，私下里都愿意找她念叨念叨。

    老妇女主任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主动提出卸任。在村支部的提议和不少妇女的支持下，方文静被推选为新的村妇女主任。没有锣鼓喧天，没有大红喜报，只有村支书在村部小院里，当着几个村干部的面，郑重地把一个盖着红章的小本本交到她手里。

    “文静啊，担子不轻，好好干。”村支书语重心长。

    方文静接过那小小的《妇女主任工作证》，手指微微颤抖。她抬起头，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远处自家低矮的院墙上。她深吸一口气，声音不大，却清晰坚定：“我尽力。”

    妇女主任的板凳还没坐热，一个烫手的山芋就砸到了方文静面前。

    这天傍晚，天刚擦黑，一个瘦小的身影踉踉跄跄地冲进方家院子，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正在灶房门口淘米的方文静面前，抱住她的腿就嚎啕大哭起来：

    “文静姐！救救我！活不下去了！真活不下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