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眼睛里好像有了点别的东西，像水汽。

    爸爸打开木盒子，把银锁放在青石板上，又把白菊花摆在旁边。“陈太太，”他声音很轻，像怕吓着她，“孩子有银锁陪着，不冷了。您……别再等了。”

    黄衣女人低头看着银锁，怀里的孩子突然伸出小手，轻轻碰了碰银锁，小手指头在“安”字上划了划，像是在认字。黄衣女人的肩膀微微耸动，像在哭，可脸上还是白白的，没有眼泪。

    风突然大了起来，吹得野蔷薇的叶子“沙沙”响，黄褂子被风吹得飘起来，像蝴蝶的翅膀。我看见她的身影在阳光下慢慢变淡，先是衣角，然后是胳膊，最后连怀里的孩子也变得透明起来，像块融化的冰。

    银锁上的红绳被风吹得缠在白菊花上，花瓣轻轻颤动，像在点头。

    等风停了，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青石板上的银锁和白菊花，还有那个小小的脚印，慢慢被阳光晒得不见了。

    爸爸把银锁和白菊花一起埋在了野蔷薇底下，又在上面压了块石头。“这样，他们就不会被风吹走了。”他说这话时，声音有点哽咽。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穿黄衣的女人。院子里的狗尾草还在鞠躬，野蔷薇开了又谢，青石板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只是偶尔，在下午三点的阳光里，我好像还能看见院子中央有个淡淡的黄影子，抱着孩子往西看，风掀起她的衣角，像一只想飞的鸟。可揉揉眼睛再看，什么都没有，只有野蔷薇的影子在墙上晃啊晃，像谁的手在招手。

    爸爸后来换了办公室，我们再也没去过那栋英国小楼。但我总忘不了那个穿黄衣的女人，忘不了她白得像瓷珠子的眼睛，和孩子蜷着的小手指头。

    有时我会想，她是不是真的跟着船走了，带着孩子，在西边的河面上，黄褂子像朵向日葵，银锁在风里“叮铃叮铃”响，像在说“平安、平安”。

    而那栋老楼的木楼梯，再也没发出过“咯吱咯吱”的叫声，安静得像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