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很简单。

    他信天主教。

    徐光启早在万历年间（1600年）便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tteo ri）相交，受其影响皈依天主教，取教名“保禄”（paul）。

    此举在朝中引起非议，保守儒臣纷纷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为由，斥责他背离圣学、崇信夷教。

    大明儒释道三教并立，士大夫多尊孔孟、习程朱，而徐光启却独独信奉耶稣会所传之天主教，更被朝中清流视为“左道惑众”。

    有人甚至暗中讥讽他“舍华夏正教而从西夷邪说”，借“华夷之辨”大做文章，认为他此举有辱士林风骨。

    万历四十四年，南京礼部侍郎沉发动教案，以天主教‘暗伤王化’为由，上疏请求驱逐传教士。

    徐光启闻讯后，立即撰写《辩学章疏》为传教士辩护，此举在朝堂上引发轩然大波。

    尽管天启元年教案风波稍缓，但朝中反教情绪依然暗流涌动。

    徐光启因公开为天主教辩护，被邢玠等保守派官员视为“里通外夷“之辈。

    加之他凭借火器革新之功迅速升迁，在那些恪守程朱理学的老臣眼中，更成了幸进之臣。

    正如兵部衙署初见时，职方司郎中邢玠虽表面还礼，眼底却难掩鄙夷。

    这位曾参与抗倭的老臣，对徐光启与西人往来甚密本就心存芥蒂，如今见他以奇技淫巧得宠，自然更无好感。

    而武库司属官们虽表面谄媚逢迎，私下亦不乏议论其“背离圣学“者。

    当然，朝中亦不乏对徐光启持开明态度的官员。

    以孙承宗、袁可立为代表的务实派士大夫，更看重他在经世致用方面的卓越贡献，而非拘泥于信仰之争。

    徐光启在军事领域引进红夷大炮，显著提升明军战力；所着《农政全书》更是集农学之大成。

    这些实实在在的政绩，使得许多开明官员对其学识才干深表钦佩。

    正如兵部武选司郎中汪泗论初见时的热忱态度，部分同僚选择弱化对其天主教信仰的批判，转而关注其利国利民的实务成就。

    这种务实之风，在日益严峻的边患压力下，正逐渐冲淡保守派‘华夷之辨’的僵化思想。

    然而，这一切纷争与张经世并无太大干系。

    作为兵部左侍郎，他只需恪尽职守，稳妥地为皇帝办事即可。

    眼下他心中所谋，不过是静待孙承宗入阁后，自己能顺理成章地接掌兵部尚书之位。

    若能讨得皇帝欢心，或许在有生之年还能圆了入阁之梦——这便足矣。

    至于徐光启与保守派的龃龉、朝堂上的明争暗斗，只要不波及自身仕途，他并不愿过多掺和。

    毕竟在宦海沉浮数十载的张经世看来，唯有稳扎稳打，方能在这风云诡谲的朝局中立于不败之地。

    忙碌一日，徐光启下值回家，刚踏入府门，便见管家匆匆迎上前来，躬身禀道：“老爷，华耶稣会会长龙华民神父，携耶稣会士阳玛诺、汤若望及您的门生孙元化已在花厅等侯多时。”

    徐光启闻言，疲惫的面容顿时舒展，眼中闪过一丝欣喜：“快引我去见。”

    徐光启在花厅中见到在华耶稣会会长龙华民、耶稣会士阳玛诺、汤若望及门生孙元化等人。

    四人之中，有三个人都是外国人的模样。

    龙华民意大利人，年约五旬，面容清癯，目光深邃。

    汤若望是德国人，金发碧眼，鼻梁高挺，在众人中显得格外醒目。

    阳玛诺也是个鹰钩鼻。

    “今日我等前来，一为恭贺阁下荣升兵部要职，二则《泰西水法》初译已成，特请阁下校勘，三则有一桩秘事相告。”

    龙华民缓缓说道，将《泰西水法》书稿递给徐光启。

    徐光启接过图纸细看，眉头渐舒：“此设计确比工部现行制式更胜一筹。”

    西学，在某些方面，还是远胜过大明的。

    “老师，我看还是先弥撒、告解之后，再谈论这些罢。”孙元化见徐光启又要钻研学术了，赶忙提醒道。

    徐光启闻言，点了点头。

    学术钻研，没有几个时辰是不会有结果的。

    此事倒不急。

    他当即吩咐下人紧闭府门，严禁外人打扰。

    “诸位随我来。”

    徐光启亲自引众人穿过回廊，来到后院一处僻静厢房。

    这里早已被改造成一间隐蔽的小圣堂，墙上悬挂着耶稣受难像，祭台上铺着绣有十字纹样的白绸，两侧烛台燃着幽幽火光。

    龙华民神父轻抚胸前的银质十字架，欣慰道：“保禄兄弟虽居庙堂之高，仍不忘主恩，实为我会在华之楷模。”

    徐光启肃然答道：“圣事乃灵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