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此处，朱由校不由轻叹一口气。

    还是手底下的京营兵卒不够多。

    若是够多，他以练兵的名义，让京营十万分别进驻山西、陕西，再行清查土地之事，便是当地豪强官员再有意见，也只能将这口气咽下。

    说到底，他手底下的兵卒不多，有战斗力的，还远不够。

    更不必说，辽东的战火未熄。

    这烂摊子，还是一步一步的清扫为好。

    步子迈大了，容易扯到蛋。

    朱由校不想似他那愚蠢的弟弟一般，将本来可以多续命几年的大明，直接折腾死了。

    当然

    朱由校也没忘记推广番薯和玉米之事。

    他对着李汝华说道：“李卿，既然百姓手中银钱短缺，那收税时可否允许番薯、玉米等作物抵税？此举既可减轻百姓负担，又能借此推广新粮，一举两得。”

    李汝华闻言，略一思索，谨慎答道：“陛下此策确有可取之处。以实物抵税，古已有之，如‘租庸调制’时便允许纳绢、布、粮等抵赋。若将番薯、玉米纳入征税范围，确能促使百姓主动种植。”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不过，臣以为需注意三点：其一，番薯、玉米虽可能是耐旱高产，但存储、运输较粮食更为繁琐，需提前规划仓储；其二，各地官府需统一折算标准，避免奸吏借机盘剥，强征多收；其三，须严令地方不得强制摊派，须以劝导为主，否则恐生民怨。”

    朱由校点了点头，他对李汝华的能力是认可的。

    他的用人风格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既然要办这件事，自然就要适当给予权力，朱由校缓缓说道：

    “李卿，朕欲改革税收制度，以解民困、抑兼并、充国库。此事由爱卿全权负责，务必与内阁诸臣、六部官员商议妥当，确保万无一失。”

    李汝华心头一震，深知此事干系重大，连忙叩首道：“臣领旨！然税收改革牵涉甚广，若贸然更易，恐致地方动荡。臣请陛下允准，先与户部、内阁详议细则，再择一二行省试行，观其成效后再行推广。”

    得罪人的事，不能他自己干。

    万一这事要是干砸了，锅他一个人背不动。

    得多拉几个人过来。

    朱由校微微颔首：“卿思虑周全，朕准你所请。但有三点须谨记——”

    “请陛下圣训！”

    皇帝竖起三根手指，目光锐利如刀，缓缓说道：“其一，新税制须减轻小民负担，绝不可再纵容豪强逃税；其二，征税须灵活，可纳银、纳粮，亦可折以番薯、玉米等新粮，以利推广。其中银两、实物的份额，应因地制宜，不必全国一致；其三，严查官吏中饱私囊，凡借改革之名盘剥百姓者，立斩不赦！”

    李汝华肃然应道：“臣谨记陛下训示！必当与诸臣反复推敲，既保朝廷税入，又安黎民之心。”

    其实朱由校现在最担忧的，不是政策不好，而是下面执行不好。

    他知道，诏书字句一旦出了紫禁城，便会象投进深潭的石子，激起几圈涟漪后，沉入层层淤泥。

    多好的政令，经了州县的手，都能变成刮骨的刀。

    一丈深的池子，到了地方必会缩成七尺；拨下去的赈银，过一道衙门便少三成。

    这些官员们啊，奏对时句句‘圣明’，转身却把圣旨拆解得七零八落。

    他们象一群裱糊匠，用浆糊把破败的江山黏成个纸灯笼，内里早被虫蛀空了，偏还要在面子上描龙画凤。

    至于驿站？御史？

    朱由校想起后世那些直达天听的举报电话，最终不也成了摆设。

    连卫星监控的时代都拦不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何况这靠驿马传信的天启朝？

    那些风尘仆仆的巡按，早被沿途的接风宴泡软了骨头。

    最让他脊背发寒的不是天灾，而是‘皇命’在传递中不断异化的过程。

    抗旱的政令会变成摊派的借口，新粮种会被倒卖成高价，连他亲批的‘允许实物抵税’，都能被豪强曲解成强征的由头。

    仿佛有张无形的网，把利民的政策绞成绞索。

    这也是为何朱由校嫌自己手上兵卒不够的原因。

    若此刻手中有三十万精兵，何须跟这些蠹虫玩什么‘徐徐图之’？

    直接提着刀去州县，让他们知道，谁才是大明的主人！

    大军压境，剑悬颈首，看谁敢把赈灾粮换作霉麸！

    可辽东的战报提醒着他：大明的刀刃，早锈得割不动豪强的咽喉了。

    ‘终究要借他们的手办事啊’

    朱由校闭眼揉着太阳穴。

    徐光启的番薯、李汝华的税改，都不过是投石问路的棋子。

    这场与官僚体系的博弈，得象熬鹰般慢慢磨。

    既要让他们闻到血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