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笔算得清清楚楚，最后总括一句：“约需银二十万两，粮五万石。”

    朱由校看着那“二十万两”的数字，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

    他拿起朱笔，在估工单旁批道：“堡寨可修，以固边防，但不必求全。要将钱粮花在刀刃上。”

    放下笔，他轻轻叹了口气。

    内帑里的银子本就因赈灾、扩军耗去大半，如今实在经不起铺张。

    孙承宗想修得固若金汤，可眼下的大明，哪有财力在沉阳城外筑起一道“马奇诺防线”？

    与其把钱砸在处处设防上，不如集中力量打造几处关键据点，反倒更务实些。

    再往下，是戚金的密折。

    他在折中直言不讳地汇报了上一战的惨痛教训：“与建奴骑兵野战，我军骑兵正面交锋竟无还手之力。三眼铳填装太慢，往往打一轮便被近身，反倒不如长刀管用；更兼我军战马矮小瘦弱，冲阵时根本顶不住对方的重甲铁骑，一触即溃。”

    字里行间满是羞愤与不甘，末了，他恳请道：“臣恳请陛下调派良匠改良火器，增拨北地健马，再允臣改编骑军编制——若能仿建奴之法，辅以我军火器之长，或有望在正面战场与之一较高下。”

    朱由校当即提笔批复：“火器改良，正在进行。战马之事，朕已命人从蒙古部落暗中采购，首批五百匹下月可到。骑军改编方案，你可放手拟定，奏上来朕看过后，可行便准。”

    写完，他将密折重重合上。

    打仗，说到底就是打钱。

    沉阳一战，前前后后算下来，他已经往辽东投了两三百万两银子。

    这几乎是内库两年的进项，连带着户部都快被掏空了。

    可这场仗，显然还远没到结束的时候，往后要花的钱，怕是只会更多。

    但再难，前线将士们提的问题也得解决。

    尤其是火器改造。

    明军的火器之利，不仅不能发挥优势，反而不如用刀剑的建奴。

    这不是战法不行，而是火器不够好。

    是故。

    火器改革，迫在眉睫！

    朱由校深吸一口气，抬眼看向侍立在暖阁角落的魏朝，沉声道：“去传旨，让孙元化、张焘、茅元仪三人即刻来乾清宫觐见。”

    “奴婢遵命！”魏朝领命之后离去。

    如今的大明朝，并非没有懂火器的人才。

    就说这孙元化，乃是徐光启的得意门生，深受西学影响，对炮术的钻研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此人不似一般文官那般空谈义理，反倒坚信“炮术乃经世致用之学，御敌强国之本”。

    去岁，在徐光启与孙元化的反复奔走劝说下，时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的李之藻与江西按察司副使杨廷筠慨然出资，决意从西洋购置火器。

    此事交由张焘具体操办。

    张焘既是徐光启的门生，又熟谙洋务，便衔命远赴澳门，一口气购得四门西洋铜炮。

    为确保火炮能用、会用，还特意聘请了十名葡萄牙技师与译员，一路护送炮械北上，如今这些蓝眼高鼻的洋人正暂居京师火器营，成了大明军中一道稀罕景致。

    正因有这层渊源，孙元化与张焘手中，实则握着彼时大明最稀缺的西洋火器技术资源。

    那四门铜炮的炮管上刻着繁复的西洋花纹，射程与威力皆远胜本土的火炮，早已被朱由校视作破局辽东的利器。

    至于茅元仪，更是绝非池中之物。

    他出身将门，祖父是嘉靖年间抗倭名将茅坤，家学渊源自不必说。

    此人自幼便不似寻常世家子弟耽于诗酒，反倒最爱扎在军营里，看士兵操练、摸兵器形制，十几岁便能对各类军械的优劣评点得头头是道。

    更难得的是，他于万历四十七年辑成的《武备志》，洋洋洒洒两百四十卷，从弓矢甲胄到火器车船，从历代阵法到边防舆图，无所不包，堪称大明军事的“百科全书”。

    这般通古知今的才识，在文恬武嬉的大明，实属凤毛麟角。

    如今，孙元化与张焘皆在工部营缮清吏司任职，一个主掌火器研发，一个专司西洋技艺引进。

    茅元仪则在兵部职方清吏司当差，负责校订历代兵书、参酌军制改革。

    三人虽分属两部，却因对军事革新的共识，常有往来，隐隐成了朝堂上推动火器强军的内核力量。

    半个时辰后，东暖阁外响起了脚步声。

    孙元化、张焘、茅元仪到了。

    “臣孙元化（张焘、茅元仪），恭请陛下圣躬万安！”

    三人齐刷刷跪倒在地。

    朱由校坐在御座上，目光扫过三人，见他们神色恳切，便抬手道：“都起来吧。”

    待三人躬身站定，他不绕半分弯子，直接道：“朕今日召你们来，是想问些火器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