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布和真的违约，损失的也只是财物，可若是因此错失了拉拢科尔沁部的机会，那才是真正的得不偿失。

    “草原人对信守承诺的人，同样遵守承诺，我布和向长生天起誓，只要明国不违背誓言，我也绝对不会违背誓言！”

    “好！”

    说完这些话，布和也不再耽搁了。

    当即准备回科尔沁部。

    看着布和带着岁赏车队渐渐远去的背影，熊廷弼站在雪地里，心中却是感慨起来了。

    “这岁赏，当真是好制度啊！”

    在他看来，明廷推行多年的岁赏制度，简直是中原王朝应对草原部落的“天才构想”。

    这并非简单的财物馈赠，而是以极小的成本，撬动草原格局的精妙博弈。

    用每年几万两白银、数千匹布帛的“小投入”，便能换取蒙古诸部的臣服或中立。

    一方面，岁赏能填补草原部落物资匮乏的缺口，降低他们南下劫掠的动机。

    毕竟，劫掠需冒生命风险，而接受岁赏只需保持与明廷的友好关系，两相对比，大多数部落都会选择后者，从而大大减少边境冲突，为辽东战事节省出更多兵力与精力。

    另一方面，岁赏更是分化蒙古势力的利器，通过对不同部落给予不同额度的赏赐，扶持弱小部落、制衡强势部落，便能维持草原的战略平衡，防止任何一个部落独大，威胁明廷北疆安全。

    此刻，熊廷弼的脑海中已开始勾勒建奴复灭后的草原蓝图。

    林丹汗野心勃勃，一直妄图一统漠南草原，若是任由其发展，待建奴灭亡后，察哈尔部必将成为明廷新的威胁。

    因此，扶持科尔沁部便成了必然选择：通过岁赏与联姻，将科尔沁部牢牢绑在明廷的战车上，使其成为制衡林丹汗的重要力量，届时草原上察哈尔、科尔沁两强并立，明廷便能坐收渔利，牢牢掌控草原局势。

    当然，熊廷弼也清醒地认识到，岁赏制度并非完美无缺。

    其弊端同样显而易见：

    首先是巨大的物资消耗，嘉靖年间对俺答汗的抚赏，每年便需耗费十数万两白银，再加之布帛、茶叶等物资，长期下来对朝廷财政是不小的压力。

    更棘手的是，部分蒙古部落渐渐将岁赏视为“理所当然的贡赋”。

    一旦大明因财政紧张减少赏赐，或因边境摩擦暂停互市，他们便会立刻以武力威胁，甚至发动劫掠，形成“赏赐—劫掠—再赏赐”的恶性循环，不仅未能彻底解决蒙古的军事威胁，反而助长了部分部落的骄纵之气。

    此外，赏赐不均的问题也极易引发矛盾，若对某一部落过于优厚，便会招致其他部落的不满，甚至可能激化部落间的冲突，反而给大明边境带来新的动荡。

    可即便如此，在熊廷弼看来，岁赏制度的好处依旧远大于坏处。

    相较于动辄耗费数百万两、死伤数万将士的大规模战争，岁赏的成本无疑更低。

    而通过岁赏换来的边境稳定与战略制衡，更是战争难以实现的。

    只要后续制定更完善的赏罚机制，根据部落的忠诚度与贡献度调整赏赐额度，便能最大限度规避弊端，让岁赏制度成为大明掌控草原的“利器”。

    思绪渐定，熊廷弼收回目光，重新投向不远处的抚顺城。

    此刻的明军大营，已暂停了大规模攻城行动，只留下少量兵力在城外警戒，防止建奴守军突围。

    并非熊廷弼不愿尽快拿下抚顺，而是他在等一个关键消息。

    林丹汗出兵攻打开原的消息。

    按照之前的盟约，林丹汗需率两万骑兵突袭开原，牵制莽古尔泰的正蓝旗，防止其支持抚顺。

    一旦开原战事打响，抚顺城中的代善得知后路可能被断，士气必将崩溃，届时明军再发动总攻，便能以最小的伤亡拿下抚顺。

    “希望林丹汗能按时出兵罢！”

    熊廷弼在一边想道。

    与抚顺城的惨烈相比，开原城内却还显得安静。

    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的府邸中，炭火盆里的松木烧得正旺，却驱不散这位大金贝勒心中的烦闷。

    数日之前，他便收到了代善从抚顺发来的求援信，信中言辞恳切，直言抚顺被熊廷弼大军围困，请求他速派援兵。

    可莽古尔泰捏着那封求援信，却迟迟没有动静。

    只是派遣斥候去打探消息。

    但他派往抚顺的斥候，十有八九一去不回，仅有的几个逃回来的，也个个面带惊恐，说抚顺已被明军层层包围，水泄不通，城破只在旦夕之间。

    按理说，同为大金贝勒，他理应出兵援救，可莽古尔泰的心中，却藏着另一番算计。

    “代善那厮，平日里仗着自己是大贝勒，处处压我一头，如今被困抚顺，也是活该。”

    莽古尔泰坐在虎皮椅上，手中把玩着一把镶崁宝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