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心系宗室，也是一片仁善之心。

    只是这宗室问题，绝非接济所能解决。

    若是今日接济了，明日他们便会觉得理所当然，日后须求只会更多，朝廷根本负担不起。”

    “朕已有了些想法，待京察结束，新政在西南、江南站稳脚跟，便着手整顿宗室，鼓励他们自食其力，或入仕、或务农、或经商，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张嫣闻言，眼中露出一丝希冀：“陛下既有良策，那便是宗亲之福，也是大明之福。”

    朱由校将张嫣揽在怀中，却情亲摇头。

    明朝的宗室问题，不是简单的“贫富不均”，而是朱元璋定下的祖制与大明现实须求的矛盾，是一道缠绕着伦理、礼法与财政的死结。

    太祖皇帝当年立国，为保朱家天下永续，定下“分封而不锡土，食禄而不治事”的规矩。

    宗室子弟生来便有俸禄，无需劳作，却也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与谋生自由。

    不得离开封地，不得干预地方政务，不得参加科举，不得经商置业，甚至连与外臣结交都需报备。

    这看似优厚的“铁饭碗”，最终酿成了无解的困局。

    要破局，第一步便要触碰“亲亲尊祖”的伦理底线。

    若允许宗室从政，打破“不治事”的祖制，文官集团定会以“违逆祖训”群起而攻之。

    他们本就忌惮宗室分权，怎会放任朱姓子弟染指朝堂？

    若组建宗室军队，又恐重演“靖难之役”的旧事，朝野上下必生恐慌。

    而宗室内部更是分化严重，上层亲王、郡王乐享厚禄，绝不愿放弃既得利益。

    中下层宗室挣扎求生，却早已被制度磨去了锐气与能力，即便给予出路，也未必能自食其力。

    双重阻力之下，每一步都千难万难。

    上层宗室依旧是天之骄子。

    亲王岁禄万石，郡王二千石，这还仅是明面上的俸禄。

    他们凭借朝廷赐予的庄田、盐店特权，大肆兼并土地，拢断地方盐业、茶业贸易，聚敛的财富远超俸禄数倍。

    晋王朱求桂在山西占据良田万顷，每年收租便达数十万两。

    福王朱常洵在洛阳的庄田更是扩至两万顷，民间素有“福王肥而天下瘦”之说。

    可即便富可敌国，他们仍是“高级囚徒”。

    深居王府高墙之内，活动范围不得超出封地县城，日常起居皆在官府监视之下，虽富贵至极，却也形同软禁，空有亲王之尊，实则与傀儡无异。

    中下层宗室则早已坠入深渊。

    镇国将军以下的爵位，俸禄本就微薄，更遭长期拖欠与折价盘剥。

    嘉靖年间朱聪浸在疏奏中哭诉：“臣等数日不食，嗷嗷待哺，有子孙暴露十年不得埋葬者，有行乞市井者，有流徙他乡者。”

    至天启年间，情况更是恶化到了极致。

    就拿最低等的奉国中尉来说，理论岁禄二百石，可按《宗藩条例》折算下来，实际能拿到手的寥寥无几。

    两，仅得二十八两。。。

    地方财政也无力支付宗室所有俸禄。

    山西作为宗室密集省份，天启三年全省存留粮仅152万石，可宗室禄米

    实际发放中，亲王尚能勉强拿到一半本色米，镇国将军以下仅能领到两三成，且多是劣质棉布、发霉的胡椒、滞销的茶叶等充抵，连最基本的粮食都难以保障。

    河南的景象更是惨不忍睹。

    这里的宗室人口占全国三分之一，理论禄米须求192万石，实际发放不足40

    万石。

    底层宗室如奉国中尉，年领银常常不足30两，走投无路之下，只得“行乞于市，与丐为伍”，甚至有“鬻妻卖子以苟活者”。

    万历年间河南巡抚的奏疏至今存于内阁。

    “宗室之中，年未三十而冻馁死者有之，阖家饿死无一存者有之，鬻子女为奴者不可胜数。”

    堂堂朱家血脉，竟沦落到如此境地，既是宗室的悲哀，也是朝廷的耻辱。

    唯有江南稍缓。

    南直隶、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靠着商税、盐课的额外收入补贴宗禄，实际发放比例能达五六成。。

    可这终究是特例，无法复制到全国。

    “或许————招募宗军，是条破局的路子。”

    朱由校却已顺着这思路往下想。

    “中下层宗室本就无生路，若能让他们入军，给粮饷、授军职，既能解他们的饥寒，又能为大明添一支兵马。

    上层宗室若愿领兵，便授虚职掌军纪，不让他们握实权，既安了他们的心，也防了分权之患。”

    可这念头刚落，他便自嘲地勾了勾唇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