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财产，可被随意买卖、打骂，甚至因主人一时兴起便惨遭屠戮。

    有记载称，朝鲜世宗年间便有“奴婢无状，主人杀之无罪”的律法。

    这一制度延续百年，贱民们世代依附主人，吃的是掺着砂石的麸皮与难以下咽的野菜，住的是四面漏风的茅草棚，繁重的劳作与恶劣的待遇让他们的平均寿命不足四十岁，很多孩童尚未成年便因饥饿或劳累夭折。

    壬辰倭乱虽已过去二十馀年，但其对朝鲜半岛的创伤从未愈合，经济与民生早已彻底崩坏。

    全国耕地荒芜过半，汉城、平壤等昔日繁华都城的周边，至今仍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田埂上散落着无人掩埋的枯骨，废弃的村落里杂草疯长，偶尔能见到蜷缩在断壁残垣中的流民，面黄肌瘦，衣衫褴缕，如同风中残烛。

    手工业因工匠逃亡或战死而一蹶不振，纺织、冶铁等行业近乎停滞，百姓日常所需的盐、布等物资极度匮乏，很多人只能穿着拼凑的粗麻破衣，寒冬时节甚至以树皮、茅草裹身，冻死者不计其数。

    而倭乱之后，土地兼并的狂潮更是将百姓推向绝境。

    两班贵族（士大夫阶层）与豪强地主借着“占垦公田”“接收无主地”的名义，通过权势强占、伪造田契等手段，拢断了全国七成以上的耕地。

    失去土地的百姓别无选择，要么沦为佃农，要么卖身为奴。

    佃农的地租高达五成至七成，一户佃农耕种一亩田，即便丰年收获一石粮食，交给地主后剩馀的部分也仅够勉强糊口。

    若遇灾年颗粒无收，还得向地主借下月息三成以上的高利贷，不出半年债务便会翻倍，最终往往只能卖几鬻女抵债。

    平安道一位老佃农的遭遇便是缩影。

    他借地主半石粮食，一年后本息翻滚至两石，无力偿还之下，只能将年仅八岁的儿子送给地主为奴，自己则带着老妻逃荒，最终饿死在路边。

    更令人室息的是朝鲜王朝极端苛刻的税收与徭役制度。

    底层百姓需承担的赋税名目繁多，堪称“无物不税”。

    田税按耕地等级缴纳粮食，即便灾年颗粒无收也不得减免。

    军布税要求每户每年缴纳两匹麻布（或折钱），无论家中是否有男丁服役，贫困家庭无布可缴，只能卖粮或借债。

    盐税、酒税、矿税、过桥税、市场税之外，甚至还有“灶税”（烧火做饭需缴税）、“门税”（出门需缴税），连百姓上山砍柴、下河捕鱼都要缴纳“山税”“水税”。

    作为明朝藩属国，朝鲜需向明朝缴纳人参、纸张、布匹等贡品，这些沉重负担最终全转嫁到底层百姓身上。

    徭役更是无休止的折磨，百姓需服“常徭”（修建宫殿、城池、驿站、堤坝）与“临时徭役”（运输粮草、修建军堡、护送官员），每年服役时间长达三至六个月。

    青壮年男子被征调后，家中田地无人耕种，老人、妇女只能拖着病体勉强维持，很多家庭因此家破人亡。

    黄海道某村落曾有三十户人家，一次摇役征调二十名青壮年，半数死于劳累与疾病，归来者不足五人，最终村落沦为空村。

    雪上加霜的是，天启年间的天灾与人祸接踵而至。

    皇太极入侵、全焕叛乱、绫阳君与李珲争权，让朝鲜陷入持续动荡。

    1622年全国大旱，汉江水位下降至可徒步过河，稻田龟裂，庄稼枯死，饥荒迅速蔓延，最终酿成“人相食”的惨剧。

    平安道、黄海道的地方志明确记载：“天启三年，饿殍满路，父子相食，村落为空”。

    而本应救济百姓的“常平仓”（储备粮）早已被官员贪污殆尽，仓库里只剩空麻袋，救济粮根本无法到达百姓手中。

    更有官员趁机囤积粮食，抬高粮价，大发国难财。

    汉城一名官员将粮食价格炒至平日的十倍，看着百姓饿死街头，却闭门享乐，最终因民愤太大才被匆匆处置。

    朝鲜王朝的“良贱制度”更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将人分为三六九等。

    良人与贱人不得通婚，贱人不能参加科举，甚至不能穿白色衣物（白色是两班专属颜色），若贱人不小心冲撞两班贵族，可被当场打死而无需偿命。

    百姓毫无政治权利，地方官由两班担任，他们与豪强勾结，搜刮民脂民膏，百姓若被冤枉或遭受剥削，根本无处申诉。

    所谓的“诉冤鼓”形同虚设，反而可能因“以下犯上”被治罪。

    偶尔爆发的“奴变”（奴婢反抗主人）或“民乱”，也因缺乏组织、武器简陋，很快被官府镇压，参与者多被凌迟处死，头颅悬挂在城门上暴晒，以做效尤。

    天启元年，庆尚道奴婢因不堪主人虐待发动反抗，烧毁地主庄园，最终被官府派兵围剿，百馀名参与者全被残忍杀害，其家人也被流放为奴。

    这般暗无天日的日子，朝鲜百姓早已对本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