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甚至一度默许传教活动的开展。

    此时的传教活动，虽已转入半地下，但各修会依旧活跃。

    奥古斯丁会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避开京都、大坂等幕府内核管控局域，深耕九州，凭借灵活的传教方式，在长崎、岛原、天草一带扎根，与当地的信徒创建了深厚的联系。

    奥古斯丁会，又称圣奥古斯丁修道会，是天主教最古老的托钵修会之一，以“清贫、简朴、传道”为宗旨。

    与耶稣会侧重与上层领主交涉不同，奥古斯丁会的传教士更倾向于深入民间，扎根贫苦百姓之中，用接地气的方式传播教义。

    他们学习当地的方言，改编日本的和歌、民间故事，将天主教教义融入其中，让百姓更容易接受。

    同时，他们还开设义垫，为贫苦儿童传授知识，施医赠药，赢得了百姓的广泛信任。

    在九州，奥古斯丁会的信徒多为渔民、农民与町人，这些人虽身份低微，却遍布各地，形成了一张庞大的秘密传教网络。

    这种相对宽松的局面，并未持续太久。

    德川幕府巩固统治后，对任何可能威胁皇权的势力，都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手段。基督教的跨地域凝聚力与外来属性，自然成为了幕府的眼中钉。

    庆长十九年（1614年），德川秀忠颁布全国禁教令，彻底改变了基督教在日本的命运。

    禁教令明确规定，驱逐所有外国传教士，拆除所有教堂，强迫基督教信徒改宗，对拒绝改宗者，予以残酷镇压。

    此后，幕府的禁教政策愈发严苛。

    传教士被大批驱逐，不少留在日本的传教士，被逮捕后遭受酷刑，甚至被处以火刑、钉十字架。

    信徒被强迫践踏十字架、饮用猪血（像征背弃基督教），拒绝者则会被处死，其家人也会受到牵连，沦为奴隶。

    庆长二十年（1615年）至宽永元年（1624年），短短十年间，幕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多次大规模的禁教镇压，无数基督教信徒倒在血泊之中，教堂被拆毁殆尽，基督教的传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

    1624年，德川家光刚刚继位，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他将禁教政策推向了顶峰。

    幕府不仅加大了对传教士与信徒的镇压力度，还在长崎、平户等港口设立专门的巡查机构，严格管控外来人员与往来商船，禁止任何与基督教相关的书籍、

    圣物传入日本。

    同时，推行“五人组”连坐制度，要求百姓互相监督，若发现有人信仰基督教或藏匿传教士，五人一同受罚。

    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基督教彻底转为地下秘密传教，仅在九州岛原、天草、

    长崎等传统信仰区，留存着微弱的势力。

    这些地方，曾是小西行长、大友宗麟等天主教大名的领地，信徒基础深厚，再加之山多林密、临海偏远，幕府的管控相对薄弱，成为了基督教最后的避难所。

    他于庆长二十年（1615年）抵达日本，彼时正值德川秀忠颁布禁教令初期，京都、大坂等地的传教活动已被彻底禁止。

    弗朗西斯科最初在京都潜伏，伪装成西洋学者，为贵族子弟传授西洋知识，暗中为信徒主持宗教仪式。

    但随着幕府镇压力度的加大，京都的信徒陆续被逮捕，弗朗西斯科的处境愈发危险，无奈之下，他被迫逃往九州，辗转于长崎、岛原一带。

    1622年，弗朗西斯科定居于长崎郊外的浦上地区。

    这里紧邻长崎港，是南蛮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往来人员复杂，便于隐藏身份O

    他凭借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与日语，伪装成葡萄牙商人的家庭教师，住进了一位町人信徒家中。

    这位町人是长崎港的批发商，常年与葡萄牙商人打交道，深受基督教教义影响，愿意冒险为他提供庇护。

    在浦上的日子，弗朗西斯科始终处于极度危险的潜伏状态。

    每天清晨，他会装作教导商人子弟读书写字，午后则借口外出采购，与分散在长崎町内的信徒秘密连络，为他们主持洗礼、谶悔等宗教仪式，安抚信徒的情绪，鼓励他们坚守信仰。

    长崎是幕府禁教的内核管控区，奉行所的巡查兵每天都会在街头巡逻，挨家挨户排查可疑人员，一旦发现与基督教相关的痕迹，便会立刻逮捕。

    为了躲避排查，弗朗西斯科从不随身携带十字架、圣经等圣物，信徒们也会将宗教书籍藏在墙壁的夹层、地下的地窖中，每次聚会都选择在深夜，且人数极少，结束后会彻底清理痕迹，不给巡查兵留下任何线索。

    除了秘密传教，弗朗西斯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收集幕府的军政情报。

    他利用自己“葡萄牙商人家庭教师”的身份，频繁接触往来于长崎港的商人、水手，从他们口中打探幕府的兵力部署、禁教镇压计划、物资运输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