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重重地点了点头。

    他在市委大院门口站了二十年岗，见过人来人往，见过春夏秋冬，见过这六年三任书记从这扇大门里进进出出。

    他学会了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听的不听。

    这是他能在这个位置上干了这么多年的唯一秘诀。

    董远方转身走进了大院。

    他的步伐比来时快了一些，公文包夹在腋下，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攥着包的提手，指节微微泛白。

    他一边走一边想——血手印，铅笔字，七八岁的小女孩。

    那行字，明显是个小学生写的，有的字用拼音代替，笔画歪歪扭扭。

    那个血手印太小了，是一个孩子的巴掌印，不是大人的。

    他直接上了楼，电梯里只有他一个人，不锈钢门面上映出他的脸，眉头紧锁，嘴唇抿成一条线。

    电梯到七楼，门开了。

    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昏黄的光照在地毯上，把墙壁映成一种温暖的琥珀色。

    裴启明已经在了。

    他站在办公室门口，手里端着一杯刚沏好的龙井，热气袅袅升起。

    他看到董远方从电梯里出来，微微欠身，推开了办公室的门。

    董远方走进去，裴启明把茶杯放在桌上，又把华夏日报、黄原日报、云同日报整整齐齐地码在茶杯旁边，然后退了出去，带上了门。

    董远方没有去翻那些报纸。

    他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拉开拉链，从夹层里抽出那个信封。

    信封的边缘已经被血手印浸透了，暗红色的印迹在白色的纸面上显得格外刺目。

    他坐在椅子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撕开了封口。

    信封里只有一张纸。

    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面粗糙，边缘参差不齐，还能看到左边残留的撕裂痕迹。

    纸已经有些皱了，像是被人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

    字是用铅笔写的，字迹稚嫩，很多字不会写，用了拼音。

    他一字一句地辨认，在心里默默地翻译成通顺的句子。

    “董远方叔叔，我叫孙佳琪，住在矿工家属区西区102号。我爸爸病的厉害，每天吐血，快不行了。求求你，救救我爸爸。”

    字不多，不到三十个字，但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尽了那个孩子所有的力气。

    笔画有的深有的浅，深的的地方铅笔芯几乎嵌进了纸里，浅的地方若隐若现，像是写到那里的时候手在发抖。

    拼音歪歪扭扭，“爸爸”的“爸”写对了，但“病”字写了拼音，“快不行了”的“不”字写错了又涂掉重写，涂改的地方被橡皮擦得起了毛。

    董远方看完，把信纸轻轻放在桌上。

    他没有立刻说话，也没有立刻行动，就那么坐在那里，目光落在纸上，像一尊雕塑。

    窗外的阳光从云层后面钻了出来，照在办公桌上，把那张皱巴巴的作业纸照得有些晃眼。

    那行歪歪扭扭的铅笔字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晰，每一个笔画都像是在跟这个世界较劲。

    他拿起那个信封，又看了一遍那个血手印。

    暗红色的，小小的，五根手指张开，像一朵在寒风中盛开的梅花。

    他的眼眶有些发热，但忍住了，把那层水雾压了回去。

    他把信纸折好，重新塞进信封，放进了抽屉里，上了锁。

    然后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站了片刻。

    他本想叫裴启明过去看看情况，安排人处理。

    一个市委书记，每天有上百件事等着他决定，不可能每一个求助都亲自跑一趟。

    但这一次，他脑海里反复浮现出那个画面，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穿着一件不合身的大人的旧衣服，站在清晨的寒风中，踮着脚尖，把那封带着血手印的信从门卫室的窗缝里塞进去。

    她的手上有血，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爸爸的。

    她的眼神是什么样的？是恐惧，是绝望，还是那种“我已经走投无路了，这是我最后的希望”的决绝？

    他转过身，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拨了裴启明的号码。

    “启明，上午的工商系统会议我不去了。你给顾主任说一声，让他给劳市长打个招呼。让路师傅把车停楼下，我自己开。”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

    裴启明没有问为什么，只说了一个字：“好。”

    董远方挂了电话，从衣架上取下那件深藏青色的呢子大衣，穿上，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他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比平时快了许多。

    电梯下到一楼，门厅里的保安看到董远方，站起来敬了个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