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楚云飞也是结束任务顺利回到了南京，他难得的请了几天假，回家陪陪老婆们和孩子们，其乐融融，在中国的西北方向，陕北保安，也悄无声息地发生着一件改变中国格局的大事。

    黄土高原的秋夜来得很早，太阳刚一落山，风就从山沟里灌了进来，裹挟着沙土和枯草的味道，吹得窑洞门口那盏油灯的火苗左右摇摆，忽明忽暗。

    保安城外的一排窑洞里，灯一直亮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在此地开了整整两天了。

    窑洞里的空气混浊，烟味、汗味、墨汁味混在一起，呛得参会的人嗓子发干。

    张文天站在窑洞中央，手里捏着一份连夜起草的文件，那文件是用钢笔写在几页粗糙的毛边纸上的，墨迹还没完全干透，几处涂改的地方用红笔圈了又改。

    他清了清嗓子，吐字清晰，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每一个字都在这小小的窑洞里回荡。

    老师坐在炕沿上，手里夹着一根烟，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棉袄，领口敞开着，露出一截已经看不出原本颜色的衬衣领子。

    他没有去看张文天，而是目光落在自己那双布鞋上，鞋头已经被磨破了，露出里面灰色的棉絮，他抽了一口烟，不知是呛着了还是什么，咳嗽了几声。

    “剋剋剋。”

    大家的目标都朝向他而来。

    “大家继续，继续。”

    “同志们”张文天翻开文件的第一页，目光扫过窑洞里的每一张脸，

    “瓦窑堡会议到现在，也快一年了，国家的形势变了，我们的作战策略，也要跟着改变。

    经过我们反复讨论，中央决定‘抗日反蒋’这四个字，从今天起，就不再提了，我们要改一个字，就是‘逼蒋抗日’。”

    窑洞里安静了一瞬，有人点头，有人皱眉，有人低头在本子上飞快地记着，汤主任的铅笔在纸上划了几下，然后停住了，他抬起头，目光在窑洞里转了一圈，最后落在老师身上。

    老师把烟头按在炕沿上碾了两下，似乎是担心大家不能够理解，于是开口说道：“同志们，改辽一个字，并不意味着是放弃斗争，而是换一种更好滴方式斗争。

    蒋光头越不想抗日，我们就越要逼他去抗日，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去逼他做出改变，只有把盟友变得多多的，我们的压力才会变的小小滴，只要他去抗日，我们也不是不能听他滴。

    总之一句话，枪口要对准日本侵略者，而不能对准中国自己人。中国就这么大，老是因为自己人打自己人，就要去割让土地，那么不用别人入侵，我们自己人就把国家整没了，所以我们不是不能打，而是不想打，要去谈，谈出一个好结果。”

    汤主任放下铅笔，接过话头：“南京那边，潘汉年同志已经做好准备了，昨夜你连夜给宋庆龄先生写的那一封亲笔信，就让潘同志带到南京去，希望会有一个好结果。

    另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那边，进度也要加快一些，刘鼎同志在西安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张学良的态度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积极，若是能实现和张、杨的‘三位一体’，我们便有了更多谈判的资本，要加快速度，不能再拖了，多拖一天，日本人就多一天时间去蚕食咱们的华北。”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窑洞里的油灯添了两次油，张文天汇报提议到了嗓子都哑了的程度，总共喝了好几杯凉水。散会的时候，张文天把最后定下来的文件修改好，递给身边的秘书：“这份文件你连夜抄好，明天一早交给刘鼎同志，让他想办法带回西安。”

    秘书刚要接过文件，张文天又把文件收了回来，

    “算辽算辽，此事事关重大，还是我亲自来抄写吧。”

    于是他便在油灯下伏案抄写，不多会儿，只见墨水瓶里的墨水用光了大半，他手里的笔尖还在粗糙的纸面上沙沙作响，纸页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字，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微弱的光影，抄好了之后，他立刻交给了刘鼎，再三嘱咐道：

    “刘鼎同志，此事事关重大，务必小心谨慎，想办法躲避沿途搜查，交到张司令的手中，拜托了。”

    次日，刘鼎带着这份手抄密件潜回了西安，他想到了一个妙招，用油纸裹紧密件，藏在军靴的夹层里，用来躲避沿途特务的搜查，为此，他还特地没去洗脚洗袜子，弄的滂臭。

    果不其然，在快到西安的时候，被中央的特务来了个全方位的搜查，结果因为他的脚太够味儿了，使得搜查的特务特别嫌弃，没怎么仔细查，就让他赶紧走。

    就这样，他顺利回到了西安，直奔金家巷张公馆而去。

    张学良此时还没有睡，他站在书房的窗前，望着窗外西安城的灯火，手里捏着一根香烟，烟灰已经烧了老长一截，但他忘了弹。

    窗外夜色浓得像墨水一般，远处的城楼在黑暗中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门突然被敲响了 只见来人穿着一件灰色长衫，头发乱七八糟的，长衫领口还敞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