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位年长的法警上前一步，声音不带任何感情地说道：

    “您是《晨星报》的社长吗？这是圣乔治区治安法庭的传唤令，请在送达证明处签字，并按照传唤令上载明的时间出席庭审。请注意，如您未能按时出庭，原告可继续诉讼，并可能在您缺席的情况下作出判决。”

    说着，他将一份治安法官签发的传唤令状和一张送达证明递给布雷登。

    布雷登双手颤斗着接过令状，当他看清上面的内容时，只觉得额头上渗出密密麻麻的冷汗，眼前一阵发黑，双腿一软，几乎就要瘫倒在地。

    “布雷登先生！布雷登先生！”身边几个年轻编辑眼看布雷登就要瘫倒，眼疾手快地冲上去将他扶住，好歹没有让他直直砸在地上。

    他手中的令状自然是落到地上无人拾取，那几个年轻编辑在架住他的时候也不小心碰倒了桌上的很多东西，此刻正一齐丁铃咣啷地砸在地上。

    两位法警似乎早已见惯了这样的场面，无动于衷，只是冷冷地说道：“你们哪位都好，请尽快在送达证明处签字，我们还要去送其他的令状。”

    布雷登感觉自己已经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了，耳边尽是些丁铃咣啷的动静，都是自己那报业帝国之梦破碎的声音。

    ……

    开庭的日子很快就到了，闲来无事的多里安也混进去旁观。

    之所以是旁观，是因为这是《伦蒂尼恩周刊》发起的诉讼，和自己一个小小作家没有关系。

    其实自己就连最开始签订的合同里的义务都已经完成了，理论上现在和《伦蒂尼恩周刊》已经是毫无瓜葛。

    至于今日这一切事端的源头，那都是哈基米先生，都是他的那部《百万金镑》挑起来的，和我多里安有什么关系？

    多里安在旁听席后排找了个不起眼的位置坐下，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法庭内的景象。

    庄严肃穆的大厅，高踞审判席上的法官神情威严，两侧分别是原告与被告的席位，旁听席上也坐了不少人，基本都是各路报社的记者。

    甚至多里安在和几个记者闲聊了一下后，才知道还有老板现在就在被告席上的报社的记者。

    真是敬业啊，连自己的瓜都不放过。

    庭审很快就开始了，克兰西主编在写起诉书的时候就写了两份，一份是对塞缪尔的，一份是对那些之前趁势找人堵自家门游行，以及之前诽谤抹黑《伦蒂尼恩周刊》的报社。

    然后根据“当犯罪行为基于同一事实，或是同一性质或类似性质的连续犯罪的一部分时，可以合并审理”的规定，申请了合并审理。

    这样只要审一场就行了，大大减少诉讼费用。

    和多里安之前想象的不一样，法庭上根本没有什么激情的论战和惊天的反转，以前玩的逆转裁判原来都是假的，根本没有人会中二爆棚地大喊“反对！”

    真实的情况是，双方的律师不断地援引着枯燥乏味的判例和法条，听得多里安昏昏欲睡：

    “……根据1842年伍德莉案的判例，构成虚假理由骗取财物的前提是，被告必须作出关于“已存在事实”的虚假陈述；同时援引1858韦斯特案中的判决结论：仅有对未来事项的承诺不足以构成虚假理由骗取财物，必须有对现存事实的虚假陈述……”

    “而我的当事人从未对任何人说过‘我是沃尓沃’，他们主动送钱是因为他们自己渴望攀附一个‘沃尓沃’。如果这种自发的趋炎附势也能被起诉为诈骗，那么半个伦蒂尼恩的社交圈都该被送进监狱……”

    “至于对伪造假钞的指控更是难以成立，从立法目的正本清源地看待，伪造罪的设立是为了防止假钞进入流通，破坏金融秩序。而塞缪尔的假钞从未离开过他，这应当视作一种表演道具。魔术师和剧院也会制作逼真的金镑道具，难道他们也是伪造假钞吗……”

    辩方律师说的头头是道，连多里安都感觉有点道理。

    紧接着克兰西这边请来的年轻律师也是口若悬河的选手，针对性地一一驳斥：

    “……根据《1851年伪造罪法》第13条，任何人购买、接受、持有或占有任何伪造的银行票据、银行汇票或银行邮政汇票，或空白银行票据即构成犯罪。1810年霍德案的判例明确指出，以欺诈意图处置假钞即构成犯罪，不要求证明假钞被处置给了特定对象……”

    “魔术师和剧院有着明确的表演目的而制作道具，而塞缪尔使用假钞的唯一目的显然就是用来欺骗。如果他从未打算欺骗，为什么不直接把那张假钞扔掉？我方认为可以推定存在欺诈意图。如果因为从未使用就认定无罪，那每一个被抓的伪造者都可以辩称‘我只是收藏，从未打算花出去’……”

    “虚假陈述也可以默示，他通过自己的行为默示地表明自己拥有相匹配的财富，当事人清淅地知道自己是在欺骗，否则只要说一句‘你们搞错了，我其实是个穷光蛋’就可以解开所有误会，他为什么没有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