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之死地，然毕竟犹有数万兵马，其若做困兽之斗，单凭我军与蒲坂之师，

    也未必能够击破，即便击败了，我军死伤也必然不浅。

    其粮困兵乏，无以为继，若与之硬拼，实属下策，当挫其士气、乱其兵心、动其人马，而后寻机破敌！

    此时氏军，若久持于蒲坂，早晚必困死，若选择后撤，或有一线生机，

    而我军，当趁势追击，在追杀中剿灭他们.....—”

    “因此，我军暂可放心于龙门休整！”邓羌语气轻松道，流露出的自信极富感染力。

    而郑权见邓羌这副胸有成竹的模样，也是不住点头，道：“蒲坂军情，

    还当派人盯着，苟旦、苟威两位将军，也当及时联系，通报我军进展！”

    “这是自然！”邓羌道。

    永和七年，秋七月二十二日，猗氏县以西，溯沫水河谷而上的道途间，

    一场紧张的撤军行动正在展开。密集的人流与车辆，载道盈野，人吼马嘶，

    整个一派兵荒马乱的景象。

    毕竟是撤退，更准确地讲应该叫逃亡，曾经那张扬旗帜都透看一股消沉与丧败，奔走占道的氏军将士脸上，除了惊惶、恐惧之外，更多是茫然。

    即便撤，又能退到哪里去呢？当然，绝大部分氏卒还来不及去思考“我到哪里去”这种博大而沉重的问题，于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终于摆脱了那吞噬人命与血肉的蒲坂战场，终于从地狱的边缘捡回了一条命，至于那些不断逼近的同样致命的危险，则不是普通将士考虑的。

    雄的选择，就如邓羌所料，果断撤军，即便雄也深彻地明白己方将土的危险处境，以及撤军可能招致苟军的追击，但他在决策上依旧没有丝毫尤豫。

    这一点，从符健兵败的消息北传之后，就是注定了的，还是那个理由，

    退向有一线生机，留则必然被四面八万而米的苟军所围剿、吞噬，死无葬身之地。

    不管有没有蒲坂苟军的正面纠缠，以及龙门苟军的绕袭，雄都只有撤车这一条选择，源于健在潼关的败亡。在要命的问题扶择上，如符雄这等豪杰，是不会出太大问题的。

    甚至于，连撤往何处，雄也有深思熟悉，中原、河北是不用想了，

    氏早已自绝于关东。

    而审时度势，可以接纳他们”，也能够投奔的，也只有并州张平这个盟友了。为了这个自标，雄在撤退前，也做了相当充分的军事布置，甚至连各部的撤退顺序都做了细致安排。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在雄撤军事宜上，再度深刻地体现出来。当大军从蒲坂拔营东行之后不久，河东氏军便迅速陷入混乱的状态，那些本该有序、从容的撤离，很快就变成了夺路而走，蜂拥而逃，荷雄的安排，全部白费。

    眼见乱象，雄也曾遣亲兵前后巡视、连络、协调、约束，然而，几无成效，当没有成片的营栅、壕沟包围时，雄方发现，自己对此时的河东氏军掌控力是何等薄弱。

    说到底，还是这些氏军兵心士气早就散了、乱了，而衔怨丧胆之师，没有直接造反叛逃，就已经是符雄驭兵有方了，怎能在撤军这种高难度的军事行动上对他们提出更高的执行力要求？

    原本，为了掩护将土撤离，雄制定了“梯次殿后”计划，以逐步摆脱苟军的追杀，甚至，他还亲率氏族精锐，打算在途中设伏，痛歼苟军一部，

    以震镊追兵，争取一个更为宽松的撤退空间。

    然而，在察觉御下无力之后，雄果断舍弃了此前的计划，并且，把军中还有一定忠诚、凝聚可言符氏、氏族部众集中到身边，裹挟向东。

    至于被用来殿后的雷弱儿、荷黄眉两部氏、羌精锐，则成为了舍弃的对象，雄倒是遣使通知二人计划有变，但是兵荒马乱之间，使者与命令根本通知不到。以至于这两部，被蒲坂的苟旦军与东渡的苟威军彻底缠上，再也摆脱不得。

    等临近猗氏县时，以雄为内核的河东氏军指挥中枢，已经彻底丧失了对各部的掌控能力。大抵是一种心理感应，荷雄再度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率领仍团结在身边的四千馀氏人族部，舍弃辐重，只带基本的兵器、干粮，越众而出，直奔安邑而去。

    危机临头，为了给符氏保留一丝元气，雄还是选择一个壮士断腕的办法，率领氏族精英逃命去了，至于其他夷夏部卒，只能任其自生自灭了。

    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邓羌对沫水以南逃亡的氏军发动了最致命的一击。此前，得知氏军撤退，邓羌与郑权快速自龙门渡领兵南下，并于解县渡过水，一路尾追氏军大部数十里。

    邓羌的出击，很干脆地将氏军截成两段，也是压垮所有氏军的最后一根稻草，接下来的战斗，实则并没有多少值得说道的地方，就是一种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