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好吗？”白三生的声音从很近的地方传来。

    “有点晕。”

    “坐下。”

    她在一张旧藤椅上坐下，藤椅发出一阵吱呀的响声。白三生倒了一杯水递给她，是铁壶里烧开的水，很烫，她只能小口小口地呷。水很甜，是那种经过高温煮沸之后去除了一切杂味的纯粹的甜，从舌尖一直暖到胃里。

    “我们需要做个决定。”白三生在她对面盘腿坐下。画室的水泥地面很干净，他就那么直接坐在地上，姿态自然得像是从小就这么坐大的。柯依柳想起来他确实是在庙里长大的，盘腿而坐对他来说大概和呼吸一样本能。

    “什么决定？”

    “这封信，这把扇子，你祖父的‘半’字盏，我祖父的‘壶’字墨，加上《青花瓷片图》和我十八岁画的那幅画——六件东西。它们合在一起，指向了同一个故事。”

    他把手指一根一根地竖起来，数着。

    “第一，在元代至正年间，龙泉窑有一个叫柳问的画师，他的女儿叫柳依。第二，柳依嫁给了一个无名僧人——这个僧人在信中被描述为‘西行求法，殁于流沙’。第三，柳问在僧人西行之前或之后画了《青花瓷片图》，把僧人的背影藏在了青花瓷片的纹饰里。第四，柳问出家为僧，法号半壶，在圆寂前写了这封信，把扇子和信一起封存，托付给后人。第五，这个木盒子被寄到了我这里，寄件地址是龙泉大窑村，寄件人不明。第六——”

    他停了一下。

    “第六，我十八岁在敦煌画的僧人背影和柳问六百多年前画的一模一样。你在我画展上看到《渡》之后说的那句话，是我从未对人说过的念头。”

    “还有第七。”柯依柳说，“我祖父给我留了一个‘半’字盏，你祖父给你留了一个‘壶’字墨。他们不可能认识。但他们留下的东西拼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名字。”

    “半壶。”白三生说，“柳问的法号。”

    柯依柳把水杯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捂着杯壁取暖。天窗上的光又暗了一些，已经接近黄昏了，光从白色变成了温吞的金黄色。她发现自己在白三生的画室里已经待了大半天，从早晨在修复中心门口碰面到现在，感觉上只过去了很短的时间，但窗外的太阳已经从东边转到了西边。时间似乎在这个画室里流得和外面不一样，不是慢了，而是变得不匀了——某些时刻被拉得很长，某些时刻又缩得很短，像是一幅被不均匀拉伸过的绢。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她说，语速很慢，每一个词都在出口之前被仔细掂量过，“那意味着我们两个人——你和我——和那个无名僧、和柳依，有某种关系。”

    “不是‘某种关系’。”白三生说，“按照柳问的说话，我就是无名僧，你就是柳依。我们不是和他们‘有关系’，我们就是他们。”

    这句话落地的声音很重。

    重到两个人都不说话了。画室里只剩下远处隐约的古琴声和铁壶里残水冷却时偶尔发出的轻微的咔嚓声。巷子里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声音拖得很长——小——宝——回——来——喽——尾音在巷子里弹了几个来回，慢慢消散了。

    “我不记得。”柯依柳说。她的声音里第一次出现了脆弱，不是那种柔软的脆弱，是那种被什么东西压了很久已经开始出现裂纹的脆弱。“我什么都不记得。如果我就是柳依，那我应该记得那个僧人的脸，记得他的声音，记得我们怎么相遇、怎么分开、他为什么去西行。我应该记得这些。可我什么都不记得。”

    “也许你不是不记得。”白三生说，“也许你只是还没想起来。”

    “有什么区别？”

    “不记得，是东西丢了。没想起来，是东西还在，只是被盖住了。”他指了指画案上那幅《渡》的照片，“就像我画的那一池青花。它一直在那里，只是被二十多层墨色盖着。我没有画它，我只是把遮住它的东西一层一层揭掉了。”

    柯依柳沉默了。

    外面的古琴曲换了一首，是《阳关三叠》。三叠的旋律循环往复，一遍比一遍深，一遍比一遍沉，像是同一条路上走了三遍，每一步都踩在上一次留下的脚印里。西出阳关无故人。无名僧往西走，走进流沙，再也没有回头。阳关在敦煌的西边，在唐代是中原和西域的分界线，出关之后就是大漠戈壁，再往西是罗布泊，是楼兰，是那些被黄沙吞没的古城。一个僧人独自走在那条路上，没有同伴，没有地图，只有一件袈裟和一双快要磨穿的鞋。

    她忽然想到了一个细节。

    “柳问的信里说，那个僧人是‘无名僧’。没有名字？”

    “没有。”

    “你出家了应该有法号。你的前世应该有一个法号。”

    白三生皱了皱眉。“柳问用‘无名僧’三个字来形容，大概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真的不知道僧人的法号——僧人没有告诉他，或者他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