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先看到的是他最早期的作品，包括那幅从巴黎带回来的《渡》原作；然后沿着左墙往深处走，经过敦煌时期的速写和龙泉写生，绕到后墙正中央是三幅并列的核心作品：中间是《日光菩萨白毫因缘图》，是他用了一年时间反复修改的大尺幅油画，画面上是药师殿西墙壁画的局部——日光菩萨的面容和他自己的面容重叠在一起，眉间那颗绿松石白毫在整幅画最深色的背景中成为唯一的光源；左边是《半灯》，画的是终南山太白井旁的晒经石，石头上刻着“终南一坐，即是千年”，石头旁边有一株极小的野兰花；右边是《既至》，画的是龙泉大窑村那棵老柳树下的苗床，柳条从画面顶部垂下来，泥土上十几棵山茶花苗排成一行，最中间那棵苗的顶上顶着一颗种壳，树下石头上刻着“依在此”，石前供着一盏燃着的酥油灯。

    柯依柳站在三幅画前面，从左看到右，又从右看到左，看了很久。然后她回头问白三生：“《半灯》那幅画里，晒经石旁边为什么没有画杨兰因？”

    白三生正蹲在地上调整展签的灯光角度。他听到这个问题，站起来走到她旁边，看着画面上的晒经石，说：“她在那株野兰花里。”

    柯依柳凑近了看。果然，野兰花的根扎在晒经石最深的那道刻痕里，花茎从“终南一坐”的“坐”字最后一横的末端长出来，细到几乎透明，枝头顶着一朵极小极淡的白花。花只有两片花瓣，还没有完全展开，裹在一起像一粒白米。但那朵花的位置，恰好是杨兰因在晒经石前最后一次站立的脚印正上方。她没有出现在画面上，但她变成了花。

    柯依柳把视线移到《既至》那幅画上。柳树下的苗床旁边，除了石头上刻的“依在此”三个字之外，白三生在石头侧面还画了一行极小的字——“半在苍山，半在流沙。既至。”她问他这行字是刻在石头上的还是写在地上的，他说都不是——是刻在石头上被青苔盖住了，青苔被雨水冲开之后刚刚露出来。她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然后伸手在画面上方虚指了一下，说这里还缺一样东西。白三生问她缺什么。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到一张照片——是前几天在修复室拍的，杨兰因的那棵山茶花苗抽出了第一根侧枝。她说你的画面上的苗床是春分前后的样子，现在这些苗已经长得比膝盖还高了，最高的那棵抽了侧枝，侧枝上还有三个新芽。

    白三生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画面，然后从工具台上拿起一支最小号的画笔，蘸了一丁点用青花瓷粉调和的石青色颜料，在那棵最高的苗旁边轻轻加了一笔——一根极细极短的侧枝，枝头点了三个针尖大的绿点。画完之后他退后两步端详了一会儿，说现在是霜降，这些苗也该长侧枝了。

    展览开幕那天是周六。上海冬日午后的阳光透亮而温煦，美术馆门外的悬铃木叶子已经落了大半，石板地面上铺着一层厚厚的金黄色落叶，走在上面咔嚓咔嚓响。展厅里人很多——收藏家、评论家、美院的师生，还有白三生在巴黎时期的几个老朋友。但柯依柳注意到，白三生今天邀请的嘉宾里有一小群人和其他人气质完全不同：他们不拿酒杯，不递名片，只是安安静静地站在画前面看，偶尔低声交谈几句，说话的语气像是在庙里念经。

    苏涧清从西安赶来了，穿了一件新做的藏蓝色中山装，口袋里还是那只旧布袋。他在《半灯》那幅画前面站了很久，老花镜推上去又拉下来反复看了好几遍画面上晒经石上的刻字。然后他从布袋里掏出那个小笔记本翻到其中一页，对柯依柳说，温如在私人笔记本里也抄过《半灯录》里的这段话，一字不差。他把笔记本放回布袋里，说：“我跟老温一起修壁画那几年，她从来没跟我说过她在找一个叫杨兰因的人。但她笔记本里全是杨兰因。这个女人守口如瓶，守了一辈子。”

    沈桂芳也来了，带着小河直街她自己晒的笋干和酱鸭，分别塞进两个年轻人的背包里。她在《既至》那幅画前面站了一会儿，指着画面上柳树下那块刻着“依在此”的石头说：“这石头还在？”柯依柳说还在，上个月刚去看过，石头旁边山茶花苗长得很高了。沈桂芳点了点头，说那块石头她没见过，但她爷爷的笔记里记过——柳家老宅门口有一块一模一样的石头，上面也刻着这三个字，后来被山洪冲走了。大概冲到了柳树那边，被树根挡住了。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很小很小的事，但她说完之后在画前面多站了好一阵子，背对着人群，看不清表情。

    赵若兰从大理飞过来了。这是她第一次出云南，也是她第一次坐飞机。白三生帮她买的机票，她上飞机前发了一条语音，声音又激动又紧张，说飞机上的窗户能看到云，云下面是洱海，洱海旁边是周城。她到展厅的时候穿着一身全新的白族传统服装，靛蓝色的右衽上衣，袖口的缠枝花纹比柯依柳上次在周城见她时又多绣了两圈。她头上戴着一朵刚从苍山上摘下来的山茶花，花是白的，边缘带着极淡的粉色。她从随身的靛蓝布袋里拿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柯依柳，说这是今年秋天周城最后一茬山茶花籽——杨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