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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需要设立电报，整顿海防，建立自己的水师，在他的建议中，最令人目惊心的一条是，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义者，旨当斩首，这是对朝中大臣“好空谈、尚清流”作风的回答，他最后说，中国人民耐劳易使，果能教练，当可转弱为强。

    李鸿章当时没想到，这些建议和预言，日后竟然被自己一一实践和体会到了。

    其中最为核心的观点，是赠言的第5条，“中国必为自强之计，否则洋人不能相助整顿一切，务须逐渐兴办。”

    这是一条总的目标和纲领，中国要摆脱危机，必须要自立、要自强，必须摆脱对洋人的依赖。

    对于戈登提出的这个目标，大清的开明人士其实已经着手在做，方法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也是往后三十年中国“洋务运动”的滥觞。

    在外交方面，戈登建议日后中国与外国商议条约，最好是在中国进行。理由是如果中国官员跑到国外和人家谈判，容易受人蒙骗，导致中国吃亏。

    这条建议，应该说还是比较切中要害。比如后来完颜崇厚在俄国订《里瓦几亚条约》，李鸿章赴日签《马关条约》、赴俄签《中俄密约》，都是吃了客场作战的亏，导致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