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认为，更深一层的病灶，藏在日本人爱国情绪的内分泌系统里。

    ——“日本人的爱国心，其动机不在爱，而在憎。”

    蒋百里把这种爱国称之为“复仇的爱国”，因为自卑，所以拼命要强，因为被西洋炮舰羞辱，所以要把耻辱加倍转嫁给亚洲邻国。

    这样的精神动力装置启动极快，爆发力惊人，但致命缺陷是无法收束。

    恨的对象一旦消失或者反噬，整个民族的精神方向就会完全脱轨。

    蒋百里因而断言：一个无法与亚洲真正和解的日本，结局必然自焚。

    在对日本人日常肌理的分析里，蒋百里也有深刻剖析。

    他指出，日本社会有着极端精致的秩序感，从鞠躬的角度到澡堂的规矩都一丝不苟，但是“这种秩序是缝在衣服上的，脱了衣服就没有任何约束。”

    这句话极其深刻。

    其根源就在于日本社会依靠的是外部的“耻”而不是内心的“罪”，只要失去外部监督或者得到集体权威的许可，个体能够毫无心理障碍地做出骇人之举。

    蒋百里并不觉得这是灵活性，而称之为“没有自我的集体无意识”，是精神构造中缺乏个体化基点的明证。

    将所有这些弱点汇聚到一处，蒋百里最终得出了一个具有预言意味的结论：“日本已经自杀了，不过肉体还活着。”

    他那句流传最广的话：“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就是对这一结论的呼应。

    这句话影响了许多人。

    面对一个精神构造如此不稳的对手，任何中途妥协都只会换来更猛烈的下次发作，只有让它彻底撞碎在自己的逻辑里，毒瘤才算真正切除。

    ——袁文周五下午五点会去蒂尔加滕公园的咖啡亭。

    一条简简单单却又极重要的情报。

    淡得像水，却有重量。

    温政当然极重视，他问流星：“坂谷希一怎么会得到袁文的行踪？而且如此的准确？”

    流星说：“他来柏林的时间并不长。”

    “是的。”

    “他与袁文在上海领事馆，并无深交，仅仅是认识而已。”

    “是的。”

    “袁文绝对不可能告诉他，她的行踪。”

    “是的，绝对不可能。”温政说：“作为特工，隐秘是安全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流星说：“他也绝对不可能靠自己的能力，获得这个信息。”

    “是的。”温政继续问：“那么，他又是如何获得的呢？”

    流星也想不通。

    “一个连大岛浩都不知道的情况。”温政说：“坂谷希一为什么要将如此重要的情报交给我？”

    “因为你帮过他。”

    “我确实帮过他，但是，他与平野付出了十根金条，再加一千大洋的代价。”温政说：“他不再欠我什么了。”

    流星默然。

    温政说：“袁文去做什么？”

    “不知道。”

    “会不会是陷阱？”

    “不知道。”

    “我们该不该去？”

    流星说：“如果是我，我就不会去。”她盯着他：“但是，你不是我，你一定会去。”

    流星补充说：“因为她是袁文，你要找的人就是她，你一定不会放过任何一条线索。”

    她反问：“你说呢？”

    温政笑了笑，却将阳台上的天竺葵搬到了客厅。

    流星不解：“来接头的人见不到这盆花，是不会来与我们接头的。”

    温政淡淡地说：“要来接头，是不是早该来了？”

    “是的。”

    “这个公寓是不是老唐的人安排的？”

    “是的。”

    “我们是不是该搬家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需要再接头，因为我们不需要再住在老唐安排的公寓。”

    “让他们来找我们？”

    “是的。”

    “如果找不到我们怎么办？”

    “他们如果用心找，就一定会找到。”

    “我们住哪里？”

    “我是不是带了许多金钱？”

    “嗯。”

    “钱能做许多事，现在该钱为我们做事了。”温政说：“我们就住柏林最高档的酒店，最贵的总统套房。”

    流星说：“德国柏林有三家最贵的酒店。”

    她说：“一家是柏林皇宫酒店，座落在威廉大帝纪念教堂、库坦购物大道和卡迪威购物商场之间。星级餐厅 将为美食家们提供举世无双的用餐体验，餐厅独辟蹊径，将经典的高级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