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享起居室时，华生会忍不住感慨几句刚刚结束的会面，抱怨某个委托人的愚蠢，或赞叹福尔摩斯从一枚纽扣、一点泥渍中推理出惊人事实的能力。

    “简直像魔术，凯普莱特！”华生有一次在晚餐后激动地说，他们刚送走一位差点因伪造的遗嘱而失去遗产的年轻女士。

    “福尔摩斯只看了她带来的那封可疑信件五分钟，就指出了三个只有伦敦东区特定印刷作坊才有的油墨和纸张特征，以及写信人是个左撇子、并且最近患有严重鼻炎的结论！那可怜的姑娘差点晕过去，当然，是因为高兴。”他兴高采烈道。

    这位好医生不仅是个热情的室友，更逐渐显露出他作为“记录者”的潜质。

    晚上在起居室，华生会就著煤气灯的光芒，在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写写画画。

    “你看，凯普莱特，”当天华生兴致勃勃地把笔记本推给查尔斯看，“我把那个案子的核心矛盾这样写下来，是不是比干巴巴的票据要有趣些？当然，我隐去了真实姓名和地址信息。”

    “非常棒，华生，”查尔斯由衷道，他慢慢阅读了一遍，然后又读了一遍。心中有点舍不得这份名人手稿。

    “你有一种让事实自己说话的本领，而且善于捕捉人物的特点。”他说。

    这并非恭维。

    华生或许还没有形成后来那种简洁有力的风格，但他对细节的忠实记录和朴实无华的叙述，以及人性的温情，已经透过字里行间得以展示。

    “你真的这么认为？”华生很高兴，像得到了老师表扬的学生，“比起你那些奇妙的科学构想，这实在不算什么。不过，记录下来确实有助于理清思路，我觉得对福尔摩斯也有帮助——他有时想得太快，说出来就忘了，我记下来，他还能回头看看有没有遗漏。”

    查尔斯点头。

    华生真是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