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不敢说富可敌国，但几辈子也花不完。

    美女，身边也不缺。

    要说享受，我刘建国这辈子该享受的都已经享受过了。”

    他顿了顿，目光重新变得深邃，继续说道：

    “但是人活一辈子，总得做点什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的事。

    我生在这个国家，看着它走到今天这个关键的关口，

    如果什么都不做，只顾着自己享乐、自保，那我和那些趁火打劫的蛀虫有什么区别？”

    他笑了笑，语气中带着一种洒脱说道：

    “大不了，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跑路就是了。

    我在海外有那么多势力，我刘建国可能活的更好。

    但在那之前，该做的事，我还是得做。”

    随着运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曾经掌管着全国经济命脉的内核机构，也未能幸免于难。

    大字报贴满了走廊的墙壁，高音喇叭从早到晚播放着革命口号和批判文章，各个司局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战斗队，原本井然有序的办公大楼，变成了一座充斥着争吵、批斗和权力争夺的喧嚣战场。

    那些曾经坐在主席台上主持会议的主任、副主任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拉下马，戴上高帽子，挂上木牌子，在院子里游街示众。

    他们白天要在批斗会上弯腰低头、接受革命群众的怒吼和唾骂，晚上还要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办公室，处理那些堆积如山的文档和报表。

    有些人甚至直接被夺走了所有权力，被关进牛棚，连晚上干活的机会都没有了。

    然而，在这场席卷一切的混乱中，却有一个人始终安然无恙——刘建国。

    整个计委大楼里，上上下下都知道他的名字，都知道他手里有枪，知道他一句话就能把一个副司长以叛国罪送进大牢或者枪毙，知道他背后站着最高层的人物。

    没有人敢把大字报贴到他的办公室门口，没有哪个战斗队敢冲进他的办公室去“勒令交代问题”。

    于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在整个国家计划委员会几乎陷入瘫痪的日子里。

    刘建国成了唯一一个还能正常上班、正常办公、正常签署文档的副主任。

    其他主任和副主任们在批斗会和办公桌之间疲于奔命的时候，他坐在自己那间安静的办公室里，有条不紊地处理着那些真正关乎国计民生的文档。

    这种鲜明的对比，让他在计委内部的威望，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攀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