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的秋天，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

    这段时间里秦淮茹和秦京茹一人给刘建国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两个孩子分别取名刘笑康、刘笑宁，预示着健康安宁的长大成人。

    胡同口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还没等完全变黄，就被几场突如其来的秋雨打落了大半，铺在青石板路面上，被行人的脚步踩得稀烂，混着泥水，散发出一种潮湿而腐朽的气息。

    街上的高音喇叭依然在每天早上准时响起，但那声音似乎不再象前两年那样尖锐刺耳、充满杀气了，偶尔还会因为线路接触不良而发出滋滋的杂音，象是一个唱了太久、嗓子已经沙哑的歌手。

    墙上的大字报层层叠叠，新的复盖旧的，最底层的已经褪成了灰白色，风一吹，边角便簌簌地剥落下来，在地上打着旋儿。

    人们走在街上，脚步不再象前两年那样急匆匆的、带着一种随时准备投身革命的亢奋，而是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疲惫和茫然。

    运动还在继续，但那股最初的气势，那股仿佛要焚尽一切旧世界的狂热，似乎正在以一种缓慢但不可逆转的速度消退。就象一场森林大火，最猛烈的时候已经过去，剩下的，是漫天的烟尘和遍地灰烬。

    这天早晨，刘建国走进办公室时，第一眼就注意到了桌面上那份与众不同的文档。

    它没有被夹在普通文档的中间，而是单独放在桌面的正中央，封面上印着鲜红的标题字体，下方盖着带有国徽图案的红色公章，透出一股不容置疑的权威气息。

    他放下公文包，坐下来，拿起那份文档，目光落在标题上——《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决议》。

    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完标题，然后靠在椅背上，将文档从头到尾仔细翻阅了一遍。

    决议的内容并不复杂，但分量极重。

    为了解决城市就业压力、缩小城乡差距、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文档下发后，各省、市、自治区须立即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负责动员、组织、安置等工作。

    刘建国放下文档，手指轻轻在桌面上敲击着，陷入了沉思。

    他知道，这将是继运动高潮之后，又一个深刻影响无数人命运的重大决策。

    办公室里安静极了，只有墙上那座老式挂钟发出规律的嘀嗒声。

    刘建国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目光落在窗外那棵在秋风中摇摆的树枝上，仿佛在凝视着什么遥远的东西。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秘书端进来的热茶都凉透了，他才缓缓地吁出一口长气。

    他知道，这份决议的背后，意味着什么。

    那些在过去两年多里冲锋陷阵、砸烂旧世界的红卫兵小将们，那些在街头巷尾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年轻人，即将被一场比他们曾经参与的运动更加宏大、更加不可抗拒的浪潮裹挟着，离开他们熟悉的城市，离开他们的父母和家庭，奔赴那些他们从未踏足过的、广阔而又陌生的农村天地。

    这不是惩罚，也不是流放，但它的效果，或许比惩罚和流放更加深远。

    运动的高潮，正在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缓缓落下帷幕。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刘建国正在办公室里审阅第四局提交的一份关于某位科学家安全状况的简报，桌上的红色电话机忽然响了起来。

    他拿起听筒，对方的声音简短而明确——是高层办公室打来的，通知他被增补为中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主要负责协调和督导华北地区，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以及京津两市范围内的知青动员、输送和安置工作。

    这项任命来得有些突然，但并不出乎他的意料。

    以他目前在计划委员会和保密委员会的双重身份，以及对华北地区各方面情况的熟悉程度，这个任命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

    他放下电话，在记事本上写下几个关键词，然后靠在椅背上，开始思考这个新身份将给他带来的责任和挑战。

    刘建国向来是一个行动力极强的人。

    接到任命后的第二天一早，他就把李兵叫到了办公室。

    李兵进门时，看到刘建国正站在窗前，手里端着一杯茶，目光望向远处，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听到脚步声，刘建国转过身来，没有任何寒喧，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

    “李兵，之前我们用‘涉密技术储备隔离保护’的名义带回来的那批人——他们的家属情况，你有没有做过详细的摸底？”

    李兵微微一怔，随即点了点头说道：

    “做过基本的登记，包括配偶、子女的数量和基本情况。您是想问什么？”

    刘建国放下茶杯，走到办公桌前坐下，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