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条线排列在一起。

    漂移起始斜率，攻击性从低基线开始爬升、社会归属感从高基线开始滑落的那个拐点，两个人的曲线几乎完全平行。

    斜率误差在千分之三以内。

    顾衍关掉屏幕。

    新京都的街很干净，路灯是暖黄色的，照在行人身上。

    三月的空气里带着一点人工合成的青草味。

    他走了很久。

    通讯器捏在手里，联邦安全委员会的加密频道已经调出来了，汇报模板自动弹出。

    手指悬在发送键上方。

    如果他把这个发现报上去，“两起数字生命体犯罪案件的人格漂移曲线高度吻合，疑似存在外部诱导或操纵”会发生什么？

    最好的结果：委员会重视，启动联合调查，需要至少三个月的取证周期。

    最坏的结果：他被当成阴谋论者，韩峥案的裁决公信力进一步瓦解，九千万人盯着他看笑话。

    中间结果：消息泄露，“有人在幕后操纵数字生命犯罪”的说法传遍全联邦，恐慌指数瞬间翻十倍不止。四千七百万数字生命体被推上火刑架。

    顾衍收回手指。

    不行！

    证据不够。

    两个样本不构成统计学意义上的关联性证明。

    不久后。

    顾衍向联邦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模式重现——关于数字生命体人格漂移的潜在系统性风险》。

    希尔历399年5月。

    新长安城联邦议院大厦。

    自然人参议员苏晚棠在例行质询中首次公开提出“数字安全审议动议”，要求对全联邦范围内所有数字生命体的人格代码进行强制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