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干部如此激动是有着深层次原因的。

    早期柏林这个城市很复杂。

    柏林整体在东德境内，一道柏林墙把这座城市分成了东西柏林。

    西柏林属于西德，是资本主义阵营；东柏林是东德首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

    因为电影节是在东德境内的西柏林举行，严格来说应叫西柏林电影节。

    79年哈德尔成为电影节主席后，很想消除双方的对立情绪，让电影节成为东西方电影沟通交流的平台。

    80年的某天，哈德尔偶遇华影进出口工作人员馀玉希。

    哈德尔主动提出，明年希望能看到华国电影参赛。并授予馀玉希中方选片人的特权。

    于是在1981年第31届柏林电影节中，第一次有了我国的电影长片。

    这部影片叫《燕归来》。

    《燕归来》的水准也就那样，它更多代表的是一种信号，无奖而归很正常。

    1982年第32届，这次我国选送了两部影片，一部电影长片《乡情》，一部动画短片《三个和尚》。

    《乡情》再次空手而归，《三个和尚》得了个短片银熊的安慰奖。

    1983年第33届，《陌生的朋友》获得电影节特别奖，比《三个和尚》含金量还低的安慰奖。

    不过这一届也有突破之处，我国老艺术家黄宗江被邀担任电影节评委。

    这里固有哈德尔示好的意思，以黄老的艺术成就，也确实担得起这种荣誉。

    这是亚洲人第一次担当评委，意义重大。

    柏林电影节每年2月份举行，楚宇受邀参加的是1984年的第34届。

    好吧，说了半天，才说到老干部激动的原因。

    往常按惯例，国内推送的参赛影片，都是馀玉希和内地相关领导一起挑片。

    不可能把邀请函发到导演本人手里。

    这就意味着楚宇收到的是特别邀请，是影片靠硬实力征服了组委会，并不在哈德尔对我国的优惠待遇之内！

    得到确认之后，老干部难得地失态一次，搂着楚宇胡乱跳起舞步，跳得地中海围栏那几缕长发都放肆飞舞。

    三大电影节中，柏林是对新人最为友好的一个。

    经常有不知名导演，凭借作品之优秀被邀参赛。

    同时柏林选片也比较倾向现实议题尖锐度、人性的冲突等方面。

    《阿嬷》也完美符合选材标准。

    楚宇也比较激动，在他之前我国还没有导演获此殊荣。

    比他激动的大有人在。

    十分钟之后新华社香江分社打来电话，让他们带着邀请函去社里一趟。

    连寒喧都没有，主管文艺的副社长李菊生一伸手，“邀请函呢，给我看看。”

    领导不是不认可楚宇的人品，是不认可他的外语水平。

    要知道对于我国文化领域来说，这可是一件大事！

    很快精通多门外语的李菊生确认了邀请函的真实性。

    这还不算，李菊生还特意留存了两张邀请函的复印件。

    不一会儿，电话响起，李菊生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一把抓起话筒，“喂，嗯嗯，是的，好好，再见！”

    放下电话后，李菊生的兴奋溢于言表，“刚才是馀玉希同志的电话，她刚刚和柏林电影节的主席通过电话，确实是对方给你发的邀请函！”

    本来李菊生还想设宴款待楚宇二人，被楚宇婉言谢绝。

    他可不想和那个一把手搭上一丝关系。

    回到青鸟之后，楚宇又接到了几位大领导的电话，个个都是夸赞加鼓励，嘘寒问暖的说有困难尽管说话！

    俗话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又或者说一颗臭鸡蛋，坏了一锅汤。

    总有害群之马……

    形容得不太准确，反正最后楚宇接到了王台长的电话。

    王台长可没嘘寒问暖的习惯，“小兔崽子，你跟谁俩得瑟呢！”

    “……”

    楚宇心说，我话都没说，到底谁得瑟？！

    可这话他万万不敢说，只能陪着笑，“王台长您挺好的？易怒伤肝，您要注意三高。”

    “没你我易怒个毛线啊！一天天的。”

    平缓一下情绪，王台长装作若无其事的说道，“你那边忙不忙？”

    “还行。”

    “还行叫什么话，我……算了，跟我一句话不想多说。你蔡姨有点菜，你看有时间回来帮她一下。”王台长几乎是捏着鼻子说出的这句话。

    “没问题，王台长您说话必须好使，我争取年前回去。”楚宇这边刻意讨好，谁让自己撩人家女儿呢。

    “油嘴滑舌，我特么……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