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一枪没放，全缴了械。我以为镇上从此太平了。”

    他转过头，望著北水门的方向，沉默了半晌，又说：

    “方家的姊妹仨跟著队伍走了，陈家的两个闺女也走了。她们走的那天，我去送了。她们说，等打完仗，还回马头镇来。”

    兰兆法没有再说下去。他把包袱往肩上紧了紧，转身走了。布鞋踩在浮土上，没留下太深的脚印。

    张建业没有问他去哪。他站在码头边上，看著兰兆法的背影拐出巷口。沂河的风灌进来，很冷，吹得后颈发僵。他想起那年冬天，他爹死的时候，他一个人走完北水门那一百零八级台阶，站在最高处，不知道自己该往哪走。如今整座镇子都不知道该往哪走了。

    回到石巷子，天已黑透。缺角的那面墙，在夜里显得格外空。墙头上的草被风吹得晃，像几根细弱的手指，抓不住什么。

    徐贞淑没点灯，坐在灶门口，针线放在膝头，一动不动。孩子蜷在炕角，睡得很轻，呼吸细得像一根线。

    张建业没说话，走到屋角，伸手摸进怀里。那截焦木还在，硬硬的，贴著胸口。木头上被掌心捂得微微发热，却暖不透心口的凉。

    他攥著它，站了很久。

    窗外，炮楼的黑影落在院子里，沉沉地压在缺角上。夜风颳过，带著焦糊与硝烟的气味，也带著墙根那棵石榴树的落叶涩味。那棵树，今年没结果。连一片像样的叶子，都没掛住。

    民国二十六年秋，沂河的水还没凉透，炮楼先立起来了。

    张建业在码头扛麻包，一抬眼，就看见了北水门西侧那堵土黄色的墙。四方的体，三合土夯过，日头一晒，硬得发白。壁上开著圆洞，黑黢黢朝著河面，正对著他爹当年监修的一百零八级台阶。石条被脚板磨得发亮，缝里的狗尾巴草翘著半截枯秆，被炮楼投下的影子一口吞掉。

    没过几天，十三座全都立住了。大东门北一座，小东门北一座，老河堰上一座，街巷拐弯处一座，小北水门东一座，大北水门西一座，渡口东侧一座，梁孝子碑东一座，西南门一座，西南炮台一座，东南炮楼一座，大王庙顶上一座。最后一座，正压在火神楼东侧。

    压稳的那夜，空中悬碑断了。碑凌空悬了三百年，无风不动，有风轻晃。张建业小时候跟著爹来赶集，仰头望过无数回。这夜，那声闷响落在青石板上，他在被窝里听得清楚。没点灯，没开窗，没出门看。一街的人，都没动。窗纸外静得发空，连蛐蛐都停了叫。

    天亮时，有人从碎青石旁绕过去，低著头，脚步不停。檐角的铜铃，第三日也哑了。风不吹，全镇静得像一口枯井。街面上的炊烟比往常稀了大半，连鸡叫都短了半截。

    正午，南边起了烟。先是一缕，再是一片，后来红得烫眼，把半边天烤暗。街上的人都停了手，往南望。有人哑声说，是旗杆下孙家，半农山庄。

    张建业放下麻包，跟著人群走过去，在街口站住。脚边的土被晒得发烫，尘土被脚步搅起来，呛得人喉咙发紧。

    火从厢房舔上正厅，再捲住门楼。那块“孙大善人”横匾被火一卷，漆面起泡，字跡扭曲，炭屑簌簌往下掉。长工、伙计、家眷都从角门跑出来，四散奔逃。只有孙寿椿立在廊下，青布长衫，手拄拐杖，一动不动。粮仓、药房、私塾、石碑，一样接一样，被火吞掉。没人敢上前拉他。火灭时，门楼塌了一方。再没人见过孙寿椿走出来。

    张建业站在街口，始终没动。麻包的草梗扎进掌心，他没察觉。空气里飘著焦木、烧布、糊粮混合的气味，沉得压鼻子。

    又过三日，关帝庙前围了人。张建业挤进去时，梯子已靠在春秋楼檐角。穿黄衣的人爬上去，伸手攥住楼脊上的铜链。底下的人全都仰著脸，没有一个人出声。他两只手攥住铜链，脚下蹬著檐角，整个身子猛地往下一坠。三百年的铜链绷到极限，骤然断裂。那人瞬间失了重心，整个人往后一仰，差点从梯子上翻下去，慌乱中伸手抓住旁边的檐角才勉强稳住。梯子被他撞得晃了两晃，底下的人群发出一声极短的惊呼，隨即又安静下去。

    就在他往后仰的那一瞬，宝瓶从半空里直直坠向青石地砖。铜与石撞击的声响，碾过每一个人的头顶。宝瓶在地上碎了半边，残片溅到围观者的脚边。藏在瓶里的茶叶撒了一地，被风捲起来，又落在泥里。

    没有人弯腰去捡。木箱抬过来，碎掉的宝瓶被一块一块捡进去。箱盖合上。那只在夜风中低鸣了百年的铜瓶，就此断了声响。

    张建业看著木箱被抬出庙门，顺著正大街走远，一拐，不见了。他想起刚才那个人差点从梯子上摔下来的样子——他扯断了宝瓶的铜链，自己也差点摔死。这不是报应，这是重量。三百年的东西被扯断的那一刻，谁都会站不稳。

    那天夜里，全镇的狗没有叫一声。沂河的水流声都显得格外远。

    日头西斜时，玉皇庙方向传来三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