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热水，碗沿冒著白气，递到他手里，说，先喝点热的，暖身子。他把碗放在灶台上，没喝。那碗水，他欠了七年。

    第八年，转正名额又一次被压下来。连部文书私下把他拉到工棚后面，声音压得很低，老张，你二哥跟上面打过招呼了，说你年纪小，再磨两年。老七听了，没说话，把铁锹往肩上一扛，继续去挖冻土。

    他渐渐不再问户口的事了。不是忘了，是每次刚张开嘴，张德厚就有话等著他。你忘了，你是顶罪出来的。公社那边早有记录，现在回去办户口，人家一查，就会抓你回去，抓了你，还得连累老爹老娘。这话像钉子，钉在他心口上。他十六岁那年，自己站出来，替他四哥顶了罪。他最怕的就是被抓回去。自此，户口两个字，他连提都不提了。

    第九年冬天，他收到老六的信。信是一个路过雪区的老乡亲手递到他手里的，在路上走了两个多月，信封磨得残破，边角捲起来，上面沾著泥土和雪水。信里只有几行字，字跡潦草——七哥，咱爹走了，九月十八。他蹲在兵站门口，把信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高原的风灌进领口，冷得他浑身发抖。他把信折好，揣进怀里，站起来，扛起十字镐，继续去搬石头。

    他去找张德厚，说，二哥，我想回去。张德厚正在门口扫雪，竹扫帚扫在冻土上，沙沙响。你现在回去，那边的事还没了结，万一被翻出来，全家都完。他站在兵站门口，看著远处的雪山。他想回去给爹磕个头，回不去。他没有哭。他只是搬石头的时候，挥镐的力气比平时更重了，钢钎砸在冻土上，当，当，当，沉闷的声响在空旷的荒原上迴荡。

    第十年春，又一封信。还是老六寄来的，依旧是托人捎来的。信里的字更少——娘也走了，倒开花，止不住血。从发现到走，不到两个月。信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等他收到的时候，石巷子的坟头，已经长出了细细的草。

    他把信攥在手里，攥了很久。他想起他娘从灶房里端出那碗热水，碗沿冒著白气，说，先喝点热的，暖身子。他把碗放在灶台上，没喝。娘到死，都在盼他成家，盼他回去，盼他能穿上她缝的棉袄。

    那天傍晚，他一个人走到兵站外面的山坡上。夕阳把雪山顶染成金色，很好看，却照不暖他。他把怀里那截掏出来，握在手心里。他爹把这截焦木塞进他手里的那个夜晚，他爹死了，他娘也死了。他还在这里，搬石头。

    又一个冬天，消息来了。他可以回家了。

    临走那天，张德厚把他送到兵站门口。卡车还是老的解放牌，车头铁壳子被风吹得嗡嗡响，和十年前他来的时候一模一样。张德厚递给他一个布包，里面装著几块酥油，说，户口的事，我再催催，回去了別著急。老七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转身上了车。

    卡车沿著青藏公路往东走。雪山越来越远，戈壁越来越远，他待了十年的藏北越来越远。他坐在车厢里，怀里揣著那截，看著远处白得发亮的雪山。他想，这辈子再也不用回来了。

    他不知道，他丟掉的不只是xz的十年，还有他的户口、他的公粮本、他十年的正式工龄——这些本该属於他的东西，被亲二哥拿去给自己的儿子冒领了十年。他不知道，石巷子的公粮本上，早被张继祖拿走了，那些本该属於他的口粮、粮油补贴，年年都被张德厚领走，餵饱了他的侄子。

    车过唐古拉山的时候，风从山口灌进来，和十年前一模一样。他把张德厚给的旧军大衣裹紧，闭上眼睛。石巷子的青石板、北水门的台阶、沂河的水腥味、杨秀兰站在桃树底下叉著腰骂他的声音，全都在心里浮起来，很轻，很远。他伸手摸了摸怀里的焦木，很硬，很暖，像爹的手，一直按著他。

    他还不知道，他爹到死都以为他在外面不成器。他不知道的是，他爹每天蹲在巷口烤地瓜的时候，都会朝西边看一会儿。旁人问看什么，他说，没什么，看看天。他也不知道，他娘的棉袄缝了好几年，针脚密密麻麻，一直压在箱底，等著他回去穿。他还什么都不知道。但他已经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