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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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外的云层越来越厚，天色彻底暗了下来。我拧亮台灯，昏黄的光线立刻铺满了书桌。就在这时，我注意到台灯的光似乎比平时亮了些。

    凑近看，才发现灯泡换了——不是原来那个25瓦的黄色灯泡，而是一个40瓦的、发出白光的节能灯泡。灯座还有些温热，应该是父亲今早换的。

    他没有说，就像他给我买《平凡的世界》时，也只说了一句“看看人家是怎么活过来的”。

    我盯着那个新灯泡看了好一会儿，然后重新低下头，翻开历史笔记本。“新文化运动”那一章的笔记，晓晓帮我补充了不少细节。她的字迹工整清秀，用红笔在重点处画了波浪线，旁边还标注着：“1919年5月4日前后的思想变迁”。

    书页间夹着一张小小的纸条，是她上次来复习时悄悄放进去的。纸条上只有两个字：“加油”。

    我把纸条重新夹回原处，目光又落回《平凡的世界》。暖黄色封面上的那行烫金字，在台灯光下静静地闪着光。

    中午父亲回来时，手里提着芹菜和豆腐。我们一起简单吃了午饭——米饭，炒芹菜，还有早上剩下的馒头。吃饭时我们没怎么说话，只有电视机里传来午间新闻的声音：香港回归筹备工作进入新阶段，某重点工程在西部动工......

    “下午晓晓几点来？”父亲收拾碗筷时问。

    “两点左右。”

    “嗯。”他点点头，把碗筷放进水池，“人家来了，记得把暖气开大点。”

    “知道了。”

    下午一点五十，门铃响了。

    我打开门，晓晓站在门外，围巾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她的睫毛上沾着细小的水珠——外面开始飘雪了。

    “羽哥哥。”她解开围巾，脸颊冻得微微发红。

    “快进来，外面冷。”

    她脱掉厚厚的棉外套，里面是那件米白色的毛衣。书包鼓鼓囊囊的，看起来装了不少书。我们一起走进书房，暖气让她的脸很快恢复了正常的颜色。

    “今天复习什么？”她把书包放在椅子上，拿出政治和历史笔记本。

    “政治吧，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块还有点模糊。”

    “好。”她翻开自己的笔记本，“我这块笔记挺全的，你看。”

    我们并排坐在书桌前，她的笔记本摊开在中间。窗外的雪开始下大了，雪花斜斜地飘落，在玻璃上撞出细微的声响。院子里藤萝架上的积雪越来越厚，枯黑的藤枝在白雪映衬下显得格外坚硬，像是在积蓄着某种力量。

    晓晓的目光落在书桌上那套《平凡的世界》上：“咦，这是新买的？”

    “嗯，我爸上周给我买的。”

    她轻轻拿起最上面一册，翻开封面。新书的纸页在她手中发出清脆的声响。“路遥的书，”她轻声说，“我家里也有一套，不过是我哥的，已经翻得很旧了。”

    “你看过吗？”

    “看过一点。”她把书小心地放回原处，“孙少平在煤矿那段，我印象很深。”

    房间里很安静，只有翻动书页的声音，还有我们偶尔的低声讨论。

    “这里，”晓晓的指尖点在一个概念上，“‘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你背的时候要联系实际例子。比如去年通货膨胀，国家是怎么调控的......”

    我顺着她的指引往下看，脑海里试图构建起理论和现实之间的桥梁。那些抽象的概念——价值规律、市场调节、宏观调控——在90年代中期的中国，正以某种方式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

    包括我们。

    包括七十里外被迫选理的姜玉凤。

    包括正在为音乐班努力的莉莉。

    包括所有在1996年冬天埋头苦读，试图通过一场考试决定未来方向的少年。

    “羽哥哥，”晓晓忽然轻声说，“你觉得......我们这么拼命复习，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转过头看她。她正望着窗外飘落的雪，侧脸在台灯光线下显得柔和而沉静。

    “为了分班，”我说，“为了能继续在一个班。”

    “然后呢？”

    “然后......考大学。”

    “再然后呢？”

    我愣住了。再然后呢？工作？生活？像父亲那样在油田干一辈子？还是像晓晓父母期待的那样，“走出去”？

    晓晓见我不说话，转过头来，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动：“昨天收到胖子的信，我一直在想姜玉凤。她那么拼命学习，考了那么多第一，拿了那么多奖......可现在连选文理科的自由都没有。”

    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窗外雪花落地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