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大，就一个航站楼，里面人不多不少，有拖着行李箱匆匆走过的，有坐在椅子上打瞌睡的，有在柜台前排队的。广播里在播航班信息，女声很甜，甜得像加了糖精的粥，喝一口就知道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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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对面是到达大厅的出口。那道门是自动的，有人出来就打开，没人出来就关着。她看着那道门，开了关，关了开，每次开的时候她都伸长了脖子看，每次都不是他。

    她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上午九点四十分。高槿之说的，上午最后一轮谈判，签了就完。她不知道谈判要多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他在广城，她在南市，中间隔着几百公里，隔着一扇自动门，隔着一个“快了”。

    她坐在椅子上，把包放在膝盖上，拉开拉链，掏出那封信用小袋子装着的干槐花。她把小袋子打开，凑近鼻子闻了闻。香味已经很淡了，像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身上的味道被风吹散了，但还有一点点，藏在花蕊里，藏在花瓣的褶皱里，藏在袋子的缝线里。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吸进去的不是槐花香，是那拉村的空气，是灶膛里的烟火味，是泥巴地的味道，是玉婆婆熬粥的甜味。

    她把袋子封好，放回包里。

    手机震动了一下。她拿起来看，是高槿之的消息。

    “签了。”

    就两个字。她盯着这两个字看了十秒钟，心跳突然快了，咚咚咚的，像有人在她胸口擂鼓。

    “签了？”她回了一条，手指头在发抖。

    “签了。合同签了。所有条款都过了。”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在收拾东西。马上出发。开车回去，两个多小时。到了南市大概下午两点。”

    她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上午十点四十分。下午两点，还有三个多小时。

    “我去机场接你。”她打了这几个字，又删了。他开车回来，不是坐飞机，去机场接什么？她笑了笑，笑自己傻。

    “我去高速出口接你。”她又打了一行。

    “不用。你在家等我。我到了直接去你家。”

    “好。”

    她站起来，腿有点软，不知道是坐久了还是太激动了。她扶着椅子站了一会儿，深呼吸了几次，然后拖着脚步往出口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看了看那道自动门。门开了，一个人出来了，拖着行李箱，戴着耳机，头也不回地走了。不是他。但她不在乎了。他回来了，开车回来，下午两点到。

    她走出航站楼，外面太阳很大，晒得她睁不开眼。她眯着眼睛，站在路边等大巴。风是热的，吹在脸上像一块热毛巾。她站在那儿，嘴角翘着，翘得高高的，怎么压也压不下去。

    她坐大巴回家。一路上她都没坐下，就站在车门旁边，一只手抓着扶手，一只手攥着手机。窗外的高速公路白花花的，被太阳晒得发亮，像一条河，河面上漂着车，一辆一辆的，往南市的方向去。她看着那些车，觉得每一辆都像是高槿之的车，每一辆都不是。

    她到家的时候十一点半。她没吃东西——不饿，一点都不饿。她站在客厅里，转了两圈，不知道该干什么。她看了看厨房，想给他做一碗面，但不知道他几点到，面煮早了会坨，煮晚了他到了还没做好。她又看了看冰箱，里面有水果，她想切一盘水果等他来了吃，但又觉得切水果太简单了，不像话。

    她最后还是决定做面。她把面条从冰箱里拿出来，把青菜洗干净，把鸡蛋打在碗里，把佐料都摆在灶台上。一切准备就绪，就等他到了再下锅。

    然后她坐在沙发上，等。

    她拿起手机，给高槿之发了一条消息。

    “你到哪了？”

    过了几分钟，他回了一条。“刚上高速。广城这边堵了一会儿。大概两点半到。”

    两点半。比刚才说的晚了半个小时。她看了看钟，现在十二点。还有两个半小时。

    “好。慢点开。注意安全。”

    “好。”

    她把手机放在茶几上，靠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看。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白白的，平平的，像一张没写过字的纸。她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想在上面写点什么，但脑子空空的，什么都想不出来。

    她又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南市的中午，空气热得像蒸笼，闷闷的，湿湿的，像一块拧不干的毛巾。楼下的桂花树开着花，黄黄的一簇一簇的，香味被热气蒸出来了，比昨天浓了一些，但还是很淡，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说话，听得见声音，听不清内容。

    她站在窗前，等着时间过去。一秒一秒的，一格一格的，像那拉村的井绳，一圈一圈地绕，绕得很慢，但每一圈都是实实在在的，每一圈都带着水，每一圈都闪着光。

    一点钟的时候，高槿之发了一条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