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春节，陈阿圆在泉州陈家铺子度过了第一个年。

    腊月二十八，林清石开着货车回永春接人。苏阿梅、家宁、家兴坐在驾驶室里，家宁抱着一个用旧床单包着的大包袱，里面是换洗的衣裳和几罐自家腌的咸菜。家兴趴在后车窗上，看着永春的山一点一点地往后退，退到最后看不见了，他才转回头，安安静静地坐在苏阿梅旁边。

    苏阿梅的眼睛已经很难看清远处的东西了。她眯着眼睛，通过挡风玻璃上那道用胶带粘住的裂缝，看着前方的路。路是灰白色的，弯弯曲曲的，象一条被谁随手扔在地上的布带子。她看不清路边的树，看不清远处的山，看不清天上的云。但她看得清身边的家兴——他的脸，圆圆的，红扑扑的，鼻梁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是去年从龙眼树上摔下来磕的。她伸出手，摸了摸那道疤，家兴没有躲，也没有说话，就那么让她摸。

    “阿嬷，泉州有海吗？”家兴忽然问了一句。

    “有。”

    “海大吗？”

    “大。比你看到的所有东西加起来都大。”

    家兴想了想，又问：“比阿公的扁担还大？”

    苏阿梅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摸他的头。“大。比扁担大，比扁担挑过的路大，比路走过的山大海大。什么都可以拿扁担来比。扁担挑起过你阿母和你阿叔，从缅甸挑回泉州，挑了三年。扁担挑起过陈家铺子的招牌，挑了几十年。扁担还会继续挑下去。”

    货车开进泉州城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街道两边的店铺门口挂起了红灯笼，有的店铺已经粘贴了春联，红纸黑字，在暮色里格外显眼。几个小孩在路边放鞭炮，炮声噼里啪啦的，家兴兴奋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脑袋撞到了车顶，又坐了下去。

    “疼吗？”家宁问。

    “不疼。”家兴捂着脑袋，眼睛还盯着窗外，满脸的兴奋。他看见了那些红灯笼，看见了那些春联，看见了那些在地上打滚的炮仗纸屑，看见了路边摊上摆着的糖果和年糕。永春也有过年，但没有这么大的阵仗——永春的山村安静，过年就是贴一副对联、放一挂鞭炮、吃一顿年夜饭，不象泉州这样到处都是人、到处是红色、到处是声音。

    车停在承天巷口。巷子窄，货车开不进去，林清石把车停在巷口的路灯下，熄了火。家兴第一个跳落车，站在巷口，朝巷子里面看。巷子很窄，很黑，只有深处有一点亮光——那是陈家铺子的煤油灯通过窗户纸漏出来的光，昏黄的，小小的，但在黑暗中格外显眼，象一只在远处眨着的眼睛。

    “就是那里。”林清石指着那点亮光说。

    家兴跑进去了。他的脚步声在青石板上嗒嗒嗒地响，象有人在用筷子敲碗边。家宁在后面喊“家兴你慢点跑”，他不听，跑得更快了，跑到铺子门口，停下来，推开门，冲了进去。

    陈阿圆正在柜台后面包金枣。她听见门响，抬起头，看见家兴站在门口，脸跑得通红，额头上全是汗，嘴里喘着粗气，象一只刚刚被人从水里捞出来的小狗。

    “阿母！”他喊了一声，扑过去抱住了她的腰。

    陈阿圆手里的金枣掉了，骨碌碌地滚到地上，滚到柜台底下。她没有去捡，弯下腰，把家兴抱了起来。他已经十一岁了，不轻了，她抱他有些吃力，腿在抖，腰在弯，但她没有放手，就那么抱着他，把脸埋在他肩膀上，闻着他身上的味道——永春的泥土味，山上的野草味，货车上柴油的烟味，还有一点点他偷偷吃了金枣之后残留在嘴里的甜味。

    “阿母，你哭了？”家兴的手摸到了她的脸，摸到了湿湿的东西。

    “没有，”陈阿圆把他放下来，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烟熏的。”

    灶间里没有生火。

    苏阿梅走进来的时候，手扶着门框，脚在地上慢慢地探着。铺子里的地面是夯土的，不平，有几处凹坑和凸起的石头，她看不见，脚探到了凸起的石头，跟跄了一下，家宁在后面扶住了她。

    “阿嬷，小心。”

    苏阿梅站稳了，站在铺子中间，睁大了眼睛，努力地想要看清这个地方。她看到了模糊的轮廓——左边是货架，货架上有坛坛罐罐；右边是柜台，柜台后面站着一个人；头顶是屋顶，屋顶上有梁、有瓦、有蜘蛛网。她看不清颜色，看不清质地，看不清人的表情。但她的鼻子还灵。她闻到了金枣的甜味，腌茶叶的咸味，虾酱的腥味，新铺的稻草的干燥气味，旧木头的霉味，煤油灯燃烧的焦味。

    她闻到了陈家铺子的味道。这个味道她太熟悉了。三十年了，从缅甸到泉州，从泉州到永春，从永春又回到泉州。这个味道从来没有变过。金枣还是那个金枣，腌茶叶还是那个腌茶叶，虾酱还是那个虾酱。做这些的人变了——从陈远水变成了陈阿圆，从陈阿圆变成了家宁、家安、家兴。但味道没有变。

    她伸出手，朝着柜台的方向摸索。陈阿圆从柜台后面走出来，握住了母亲的手，把它放在柜台上。苏阿梅的手指触到了柜台上的粗陶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