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业执照批下来的那天，陈阿圆正在铺子里腌金橘。她把金橘一个一个地洗干净，用竹签在果皮上戳出密密的小孔，然后放进糖水里浸泡。糖水是用冰糖熬的，熬到拉丝的程度，金橘泡进去，糖水慢慢渗进果肉里，把酸味裹住，把苦味压住，只剩下甜，和一点点若有若无的回甘。她从早忙到晚，手指被糖水粘住了，张不开，像五根被胶水粘在一起的筷子。她把手伸进冷水里泡了泡，糖化了，手指分开了，但指腹上还残留着一层薄薄的、黏黏的、亮晶晶的糖膜。

    巷口传来自行车铃声。邮递员骑着一辆绿色的自行车从巷口进来，后座上绑着两个鼓鼓囊囊的绿色帆布袋。他把车停在铺子门口，从袋子里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陈阿圆。“营业执照，批下来了。”

    陈阿圆接过信封，手在抖，信封在她手里沙沙地响，象一片被风吹动的枯叶。她没有打开，把信封放在柜台上，压在一只粗陶碗下面。她转过身，继续腌金橘。她用竹签在金橘上戳孔，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戳得很慢，比平时慢了很多，每戳一个孔都要停下来看一看，象是在确认这个孔戳得够不够深、够不够准、够不够让糖水渗进去。她戳了满满一盆金橘，把金橘倒进糖水里，用筷子搅了搅，盖上盖子。然后她把手在围裙上擦干，走到柜台前面，拿起那个信封，用剪刀剪开，抽出里面的纸。

    纸是白色的，印着红色的抬头：“营业执照”。上面写着企业名称、经营者姓名、经营场所、经营范围、注册日期。经营范围一栏写着“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日用百货”。她把这几个字看了一遍又一遍。零售，就是卖东西。预包装食品，就是包好的金枣、腌茶叶、虾酱。散装食品，就是论斤称的、论勺舀的、论颗卖的。日用百货，就是盐巴、火柴、肥皂、牙膏、牙刷、毛巾、脸盆、暖水瓶。她把这张纸贴在墙上，贴在扁担的旁边。扁担是黑色的，蒲扇是黄色的，营业执照是白色的。黑、黄、白，三个颜色并排挂在一起，象三个站在一起的人，谁也不说话。但她知道它们在一起了，它们是一起的，从今天起，它们是一起的。

    第一个走进铺子祝贺的是一个老太太，就是那个每天来买一颗金枣的老太太。她拄着拐杖，穿着那件深蓝色的对襟大褂，头发全白了，梳成一个髻，用黑色的发夹别在脑后。她站在柜台前面，从口袋里摸出一分钱，放在柜台上。“一颗金枣。庆贺你们拿到执照。”

    陈阿圆从粗陶碗里捏了一颗金枣，用笆蕉叶包了，递给她。老太太接过金枣，没有放进嘴里，攥在手心里，转过身，拄着拐杖，慢慢地走出了铺子，走到门口停了一下，没有回头。“好好开。你阿爸在天上看着。”她走了。脚步声在青石板上哒哒哒的，由近及远，由远及近，最后消失在了巷口。

    第二个走进来的是林伯。他拄着拐杖，从巷子深处的院子里走出来，走得很慢，两百米的巷子他走了十几分钟。他走到铺子门口，在门坎上坐下来。陈阿圆给他倒了一碗茶，他接过去喝了一口，放在脚边，看着巷子里来来往往的人。“你阿爸以前也这样，下午没什么生意的时候，搬一把椅子坐在门口，泡一壶茶，看着巷子。我问他看什么，他说看路。我说路有什么好看的，他说路好看。路每天都不一样。今天走这条路的人跟昨天走这条路的人不一样。今天走这条路的理由跟昨天走这条路的理由不一样。”他站起来，拄着拐杖，慢慢地走出了铺子。

    陈阿圆站在柜台后面，看着巷口。阳光从朝东的窗户照进来，照在货架上，照在坛子上，照在柜台上，照在墙上那张营业执照上。白色的纸在阳光里发着光，“营业执照”四个字是红色的，像几滴凝固的血。

    一九八三年夏天，家宁高中毕业了。她考上了泉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不是她最想去的学校，但她是陈家铺子几代人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陈阿圆在她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做了一桌子菜——红烧肉、清炖鸡、炒青菜、箩卜汤、炸带鱼、金枣、榜舍龟、一碗面线。面线是鸡汤底，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放在家宁面前。家宁低头看着那碗面线，面线很长，一根一根的，像无数条细细的、白色的路。她拿起筷子夹了一根，慢慢地吸进嘴里。面线很滑，一吸就进去了，不用嚼，直接咽下去。咽下去的时候喉咙暖暖的，从喉咙暖到胃里。

    “阿母，我考上大学了。”她说。

    陈阿圆坐在对面，手里端着碗，碗里的粥已经凉了，她没有喝，就那么端着，看着家宁。“你阿公要是还在，他一定很高兴。”她的声音是平的，没有抖，没有哭腔，象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或者“金枣又熟了一批”。但她端着碗的手在抖，粥在碗里晃来晃去，洒了一些在她的手指上，烫的，她没动。

    家兴坐在旁边，低着头扒饭。他已经十三岁了，个子长高了很多，快跟家宁一样高了。他的脸上还有几颗痤疮，红红的，肿肿的，像几颗刚冒出来的青春痘。他的门牙已经长出来了，白白的两颗，中间有一条缝，笑起来能看到那条缝后面黑黑的洞。他听到“你阿公要是还在”这句话，手上的筷子停了一下，把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