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〇年春天，陈念远四岁了。他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是搬一张小凳子坐在陈家超市门口，看巷子里来来往往的人。他坐在那里，两条腿晃来晃去，嘴里含着一颗金枣，含很久都不咽下去。他把糖分吸完了，剩下一个皱巴巴的枣核含在嘴里，含到没有味道了，吐在手心里，放在凳子上。一下午能攒六七颗枣核，排成一排，象一列小小的火车。

    苏敏从花店走出来，蹲在他面前。“念远，你在干什么？”

    “等阿公。”

    苏敏愣了一下。“哪个阿公？”

    “天上的阿公。阿嬷说，天上的阿公以前也坐在这里，看巷子里的人。他看的不是人，是路。阿嬷说，他看了一辈子的路。我也想看看。”

    苏敏的眼框红了。她站起来，走进超市。陈阿圆站在收银台后面，正在整理货架。苏敏走到她面前，叫了一声阿母。陈阿圆停下手中的活，看着她。苏敏的眼框红红的，嘴唇在抖。“阿母，念远说他在等天上的阿公。”

    陈阿圆没有说话。她把手中的抹布放在货架上，从收银台后面走出来，走到超市门口，蹲在念远面前。念远看着她，把手里的一颗枣核递给她。“阿嬷，你看，火车。”

    陈阿圆接过枣核，看了看，放回他手心里。她的手指在他手心里停了一下，就一下，很短。“念远，你阿公不会来了。”

    “为什么？”

    “他去了很远的地方。”

    “有多远？”

    “很远很远。”

    “比厦门还远？”

    “比厦门远。”

    “比福州还远？”

    “比福州远。”

    “比杭州还远？”

    “比杭州远。”

    “比上海还远？”

    “比上海远。”

    念远想了想，把枣核一颗一颗地收进口袋里，拍了拍口袋。他没有再问“比BJ还远吗”，也没有问“比天上还远吗”。他站起来，搬起小凳子，走回了超市。

    二〇一〇年夏天，家安的运输公司在厦门设立了分公司。厦门是经济特区，港口大，进出口贸易多，很多货物需要通过陆路运输分流到全国各地。他在海沧区租了一个仓库，两千多平方米，派阿强去当经理。阿强跟了他快二十年了，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了一个中年人。他的头发也白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他在泉州、福州、厦门、杭州、上海之间跑了几千个来回，车轮碾过的路连起来可以绕地球好几圈。

    阿强走的那天，家安送他到门口。阿强没有回头，走了几步，停下来了，还是没回头。“老板，我跟了你二十年了。”家安说我知道。阿强说，“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乡下小子，变成了一个什么都懂的乡下老头。我开的车从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变成了崭新的货柜货车，可我还是那个乡下小子。”他继续走了。这次他没有停下来。

    家安站在仓库门口，看着阿强开着那辆蓝色的货车驶出大门。货车拐了个弯，消失在了马路尽头。

    二〇一〇年秋天，家兴的花店在深圳开了第十二家。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年轻人多，消费能力强，对花的须求大。他没有亲自去，派了黄小凤去。黄小凤跟了他三年了，从福州店到深圳店，她一路跟着他。她是学花艺设计的，技术好，审美好，管理能力也不错。他把深圳店交给她，给她配了两个助手，一个管采购，一个管销售。

    临走之前，家兴请她吃了一顿饭。在一家小饭馆里，点了几个菜：红烧肉、炒青菜、一碗鱼丸汤。家兴给她倒了一杯茶。“小凤，深圳店交给你了。我把花店开到深圳去，你帮我看好它。”

    黄小凤端着茶杯，眼泪在眼框里打转。“老板，你就不怕我把店搞砸了？”

    “搞砸了再开，你不是没搞砸过。”

    黄小凤噗嗤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掉下来了。她端起茶杯，跟家兴碰了一下。茶杯碰撞的声音很轻，叮——象一颗小小的铃铛被摇响了。

    黄小凤去了深圳。她在福田区租了一个店面，装修了一个月，开业那天请了几个朋友来帮忙。生意不太好，一天只卖了几百块钱。她没有告诉家兴，自己扛着。

    二〇一〇年冬天，家宁在帐簿上又写了一页。

    她翻开帐簿，看到自己以前写的那些字。有些字真的看不清了，被水洇过，被眼泪洇过，被时间洇过。纸从黄色变成了深黄色，从深黄色变成了褐色。它快碎了。她用手轻轻托着纸页，生怕一用力它就破了。

    她拿起笔，在空白页上写下了新的一行字。

    “阿公，念远四岁了。他每天搬一张小凳子坐在超市门口，嘴里含着一颗金枣，看巷子里来来往往的人。阿母跟他说你不会来了，他说为什么，阿母说你去了很远的地方。他问有多远，阿母说很远很远。他问比厦门还远吗，比福州还远吗，比杭州还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