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四年夏天，念远十六岁了。他读完高一，个子已经比他阿爸家兴还高了，肩膀也宽了，走在承天巷里，从背后看象一棵往天上蹿的树。他的声音彻底变了，低沉沉的，从喉咙里出来的时候带着一种嗡嗡的回响。他说话越来越慢，像每个字都要在嘴里嚼一遍才肯放出来。家兴有时候看着他，会恍惚一下——不是看儿子，是看一个不认识的人。这个人长得象他，又不完全象他。象他的是那张脸，不象他的是那双眼睛里装的东西。他眼睛里装着的东西比家兴当年多——多了一条路，多了一本帐簿，多了一根扁担，多了一个从缅甸走到泉州的老人。

    念远暑期在陈家超市帮忙。每天早上一起来，先把门口的落叶扫干净，再把货架上的东西重新摆一遍。他摆东西跟他阿嬷陈阿圆一样，每一样都要摆到正正好的位置，歪一点都不行。酱油瓶的标签要朝外，金枣罐子的缺口要朝里，收银台上的计算器要放在右手边。小芳说他跟你阿嬷一个样。他说他没见过阿嬷摆东西。小芳说，你就是没见过，才摆得跟她一样。有些东西不用学，生下来就会了。

    七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念远在超市里理货，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杖走了进来。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对襟大褂，头发全白了，梳成一个髻，用黑色的发夹别在脑后。她走得很慢，脚在地上拖着，一步一挪。念远放下手里的东西，走过去扶住她。老太太抬起头，看着他，看了很久。她的眼睛是浑浊的，灰白色的膜蒙在眼球上，像隔着一层雾。但那层雾后面有什么东西在闪。

    “你是陈家铺子的？”她的声音沙哑，像很久没有喝过水。

    念远说：“是。这是陈家超市。”

    老太太点了点头。“我认识你阿嬷。陈阿圆。她还在吗？”

    念远说：“走了。二〇一七年走的。”

    老太太没有说话。她在收银台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把拐杖靠在墙边。她坐了很久，久到小芳从后面走出来，看了念远一眼，念远摇了摇头。老太太终于开口了。“你阿嬷给过我一颗金枣。”念远蹲下来，蹲在她面前。老太太说，“那年我十二岁。我饿晕在街上，你阿嬷把我扶起来，给我倒了一碗水，又给我一颗金枣。她说吃了就好了。我吃了。好了。”

    念远从货架上拿了一颗金枣，用笆蕉叶包了，放在老太太手里。老太太接过金枣，没有吃，攥在手心里。她站起来，拄着拐杖，慢慢地走出了超市。走到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你象你阿嬷。圆脸，大眼睛。”

    念远站在超市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口。他站了很久，久到小芳出来叫他，他才转身走回去。他走到货架前，拿了一颗金枣放进嘴里，嚼着，先酸后甜，吃到最里面那一点点苦。那苦比以前淡了，淡到几乎尝不出来了。

    八月初，家宁从泉州一中退休三年了。她闲不住，每周二和周四去社区教老年人识字，用的教材是自己编的，从最简单的“人、口、手”开始。她教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教。那些老人学得也很慢，一个字要写好几遍才记得住。她不急，他们也不急。她跟他们说，慢慢来，路要一步一步走。

    念远有时候放学后会去社区接她。他站在教室门口，看着家宁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个“路”字。她写得很慢，一笔一划。她写完这个字，转过身，看着那些老人。

    “‘路’字，左边是一个‘足’，右边是一个‘各’。各人用自己的脚走，就是路。别人的路是别人的，你的路是你的。你走出来的路，才是你的路。”

    念远站在门口，把这个字记在了心里。各人用自己的脚走，就是路。

    八月中旬，家安带着念远回了一趟永春。他们开着车，从泉州到永春，两个小时。念远坐在副驾驶，一路上没有说话。他看着窗外的山，山是青的，一座连着一座，密密匝匝的，象一家人挤在一起。他想，阿祖当年从缅甸走回来，走的就是这样的山吗？比这些山还多，还高，还远。

    他们到了永春，把车停在村口，走进村子。村子跟几年前没什么变化，土路还是土路，老屋还是老屋，龙眼树还是那棵龙眼树。那棵树更粗了，树干一个人抱不住了，树皮上长满了青笞和裂纹。家安站在树下，伸出手摸了摸树干，粗糙的，扎手的。这棵树在他阿公陈远水活着的时候就在了，在陈阿圆活着的时候就在了，在苏阿梅、林清石活着的时候就在了。它还会在很久，久到他们都走了，它还在。

    他们走上山坡。四座坟并排躺在那里，在夏天的阳光下静静地躺着。坟上的草绿了，风吹过来，草叶摇着，象在跟来的人打招呼。家安在陈阿圆坟前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两颗金枣放在那里。念远也在陈阿圆坟前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两颗金枣放在那里。四颗金枣排成一排，金黄金黄的，在阳光下透亮。

    家安对着坟头叫了一声阿母。没有人应。又叫了一声阿母。还是没有人应。他不叫了。

    念远跪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