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改色，起身进了厨房，端着汤碗出来。

    五菜一汤，红烧肉，小炒黄牛肉，荷兰豆百合山药，凉拌木耳，蒸腊肠，汤是萝卜炖筒骨。

    “严队长，快坐这儿。”黄晓雅拉开椅子的手势夸张得像剧院引座员，笑眯眯，“你是贵客，自然坐贵宾席。”

    蒋涵章落座主位，拿起筷子，顿住，等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筷子上，这是一种仪式，一种宣告，这个家由我开场。他慢悠悠夹了块红烧肉，放嘴里咀嚼。

    “小武小时候最爱吃红烧肉，一顿能吃半碗。现在呢？还爱吃吗？”

    “还行。”蒋炎武夹了一块放在碗里，没进嘴。

    “还行，”蒋涵章重复一遍，笑着看严箐箐，“你知道还行是什么意思吗？还行就是不怎么样，但我不说。他打小就这毛病，什么都是还行。”

    蒋涵章放下筷子，双手交叉，手肘支在桌沿，身体前倾，这是讯问室里的经典姿势。

    “他上幼儿园，别的小朋友上台表演节目，他在台下尿裤子。小学开家长会，老师当着全班的家长念成绩单，他是倒数第十。你知道倒数第十什么意思吗？连笨都笨得不彻底。真笨的人，倒数第一，大家还能记住他。他呢？他是掉进人堆里就找不着的，平庸，平庸到毫无特色。”

    黄晓雅在旁笑着给严箐箐夹菜，“来，严队长，尝尝这个木耳，我自个儿调的汁。”她笑容从头到尾没掉下来过，甚至随着蒋涵章的每一个重音而微微颔首，像节拍器。

    “他不笨。他要是笨，当年那个什么案子他也破不了。你说他懒？他不懒。他要是懒，他能把自己饿成那个样子混进收容所去抓人，他不笨不懒，可他就是上不去，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转向蒋炎武，目光如锥。

    “因为他看见领导绕着走，看见功劳往后退，看见苦活累活闷头往前冲。在单位里，这种人叫什么？叫老黄牛。老黄牛的结局是什么？干到死，干到老，干不动了，宰了吃肉，谁记得你拉了多少年犁？”

    蒋炎武盯着那盘蒸腊肠，蒋涵章是谁都不放过，贬着他，又讽着严箐箐。蒋炎武不能肆无忌惮地关注严箐箐，他便在餐桌下，轻轻拉她的手。

    “严队长，你说我说得对不对？”蒋涵章把话头抛回来。

    “蒋队在一队，是骨干。”严箐箐拇指摩挲他虎口，示以慰藉。

    “骨干，”蒋涵章笑声短促而尖锐，“骨干。严队长，你是领导，你知道什么叫骨干吗？骨干就是顶梁柱。可顶梁柱这玩意，房子塌了的时候，第一个压断的就是它。你见过哪栋房子的顶梁柱后来被人请出去风光大葬的？没有，它就烂在废墟里，连刨出来都费劲。”

    他语气从调侃慢慢滑出一种悲悯的腔调。

    “我们小武这辈子啊，我算是看透了。他就是个垫脚石。上学的时候，他是好学生的垫脚石。好学生考第一名，他是中不溜，老师记不住他。上班以后，他是同事的垫脚石。同事踩着往上爬，他在底下扛着。现在呢？他成了你的垫脚石，你调过来，正好踩着他，上去了。他呢？他还在原地。”

    蒋炎武放下筷子，“爸。”

    “怎么了？”蒋涵章歪头看他，那神色里有期待，像斗蛐蛐的人瞧见自己的蛐蛐终于张开獠牙。

    “肉。”蒋炎武指着蒋涵章面前那盘红烧肉，“凉了。”

    蒋涵章低头看肉，又抬头看蒋炎武，忽地笑了，笑里有果然如此的释然，他等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你看看你看看，”他指着蒋炎武，“这就是我儿子，我跟他说正经的，他跟我说菜凉了。我跟他说前途，他跟我说排骨，你说这种人，他怎么当正队长？他能当上副队长，我都觉得是祖坟冒了青烟。”

    蒋炎武的手攥紧膝盖上的裤料，捏出一个深深的褶。

    “严队长，”蒋涵章叹气，“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不是看不上我儿子。我是心疼他。他这辈子，太老实了。老实到让人觉得心酸。你看他这个位置，说好听点是二把手，说难听点就是个给人拎包的。可他不觉得，他觉得自己干得挺好。他觉得自己破案子，抓坏人，对得起这身衣服。我就想，你说这个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为了干活，干完了，干下一个活。干完了，再干下一个。这种人搁在古代，是忠臣是良将，是那种被奸臣害死了皇上还要追封的。可那有什么用？人都干死了，追封的意义在哪？

    蒋炎武眼神没焦距，落在餐桌尽头那碟腐乳上。

    腐乳被切成小方块，淋了麻油，撒了葱花，精致得像一道菜。

    “我现在就是担心，”蒋涵章双手撑着桌沿站起来，居高临下睥着蒋炎武，“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你妈死了以后，你怎么办？你现在还有严队长罩着你，严队长能罩你一辈子吗？人家是正队长，人家迟早要调走的，人家迟早要高升的。到时候你怎么办？你一个人，在原地杵着，像个——”

    蒋涵章寻着合适的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