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8章 华北事变，瓦窑决议

    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华北五省（冀、鲁、晋、察、绥）为直接目的，加紧对华北的争夺。它的第一个步骤是迫使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华北，第二个步骤是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妄图把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

    1935年1月15日，中国第29军和伪满军队在察哈尔沽源、乌泥河、长梁发生冲突，40余名伪满军被缴械。日军以此为借口挑起事端。驻承德的日军向丰宁集结， 22日，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长梁、乌泥河、独石口一带进攻。

    至24日，日军增至6000人，在占领地修工事、盖营房，扬言进攻沽源县城。国民党政府指令北平军分会派人交涉解决。

    2月2日，北平军分会派殷同、岳开先、殷汝耕与日驻华公使馆武官高桥坦在大滩进行“和平会议”，达成“大滩口约”，以国民党政府妥协为条件，结束察东事件。

    5月2日，汉奸报《国权报》、《振报》两个社长在天津被枪杀。日军认定是国民党蓝衣社、宪兵特务队与青红帮所为，提出“彻底铲除华北的(抗日）行动”。

    5月24日，日伪军和国民党特警队在遵化县以东夹击孙永勤抗日武装。孙永勤与大部战士壮烈牺牲，余部撤往迁安。日方以中国官方“庇护”孙部为由，“自动进入遵化一带”。

    25日，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宣布：7月1日，河北省政府迁往保定。

    6月5日，中国第29军赵登禹部在张北扣押进行特务活动的大槻山、山本信亲等4名日本特务，日军又以此为借口，向29军抗议，要中方道歉，如不满足要求，就要采取“自由行动”。

    6月27日，国民党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秦土协定》：“割让”察东6县于“满洲”，二十九军撤出察哈尔境内长城以北地区，国民党党部也撤出察省。

    国民党政府屈服于压力，于7月6日订立了《何梅协定》，承诺国民党党部和中央军完全撤出河北、平津，撤换平、津两市长，取缔一切抗日组织活动，并且凡是日本认为有“反日”嫌疑的中方势力都“不得重新进入”。

    与此同时，日军利用河北、天津防卫薄弱，唆使汉奸白坚武、石友三等制造丰台事件，进攻永定门，策划北平叛乱，成立“华北国”，后因阴谋败露，遭到中国军队的反击而破产。

    10月22日，香河县汉奸地主煽动农民抗税，千余受骗农民在日本宪兵和汉奸带动下攻占县城。

    11月，汉奸殷汝耕在日军策动下，在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为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东22县脱离国民党政府。日军还对山西、山东、河北、天津、察哈尔等省地方实力人物策反。

    国民党政府于12月18日指派宋哲元等在北平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的主权。但是，这并没有缓和中日之间的矛盾，反而刺激了日本侵略者的欲望，华北危机日益加深。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清晨，铅灰色的云层低垂，干冷的朔风卷过空旷的街道，刮起阵阵尘土。但这寒意封不住热血，更压不下一座古都积郁的怒吼。

    各校的钟声、哨声，刺破了冬日的沉寂。讲堂里、宿舍中、操场上，成千上万张年轻的面孔上，再不见往日的书卷气，只有凝重与决绝。他们撕下笔记本的纸张，挥毫写下墨迹淋漓的标语；他们传阅着连夜赶印的传单，上面的字句如刀似火：“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上午十时许，一股股青春的洪流从四面八方涌出校门。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大学……学生们臂膀相挽，高举着横幅与旗帜，如同无数溪流，向着共同的目标汇聚。他们大多穿着朴素的蓝布长衫或阴丹士林旗袍，面容冻得发红，呵出的白气在冷空中凝成一片，但眼神却亮得灼人。

    队伍越汇越大，最终形成了一条长达数里的澎湃人河，向着新华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所在地——滚滚涌去。脚步声、口号声、激昂的救亡歌曲声，交织成一部悲壮的行进曲。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反对华北五省自治！”

    “立即停止内战！”

    “保卫华北！保卫中国！”

    口号声浪一波高过一波，震动着古老的皇城墙垣，也震动着沿途商户住户紧闭的门窗。一些市民悄悄推开条门缝，看着这从未见过的学生洪流，目光中有惊讶，有担忧，也有隐隐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