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后勤保障的问题，共产国际的远程压力，还有那些无法预见的战场变数。每一个环节都出了岔子，才最终导向那个结局。他现在站出来说“不能这样打”，谁信？凭什么信？他拿不出证据，说不清来源，只能空口白话。搞不好，还会被扣上一顶动摇军心、散布悲观情绪的帽子。他不是怕戴帽子，是怕戴了帽子之后，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第三，关于自己的位置。要想改变一些事情，是需要力量的。但三大主力会师，红军看似兵强马壮，实则将多兵少。抗大里面塞了一堆军长、师长、政委，都是打过硬仗、带过大兵团的老将，现在都在当学员，听课、记笔记、写心得。现在哪有主力空缺给自己带？回红八军团不合适，留在前指能做的有限，去别的部队，人家有自己的指挥体系，自己一个外人插进去，名不正言不顺。

    所以他选择先混进去再说。

    好在自己和红五军——也就是红五军团——熟。从延寿阻击战开始，到湘江边上的并肩血战，再到跟随中央纵队北上，他和红五军团的很多指挥员都打过交道。董振堂、陈树湘、韩伟、苏达清、吕宫印，这些名字他都不陌生。尤其是陈树湘，在灌江河畔那个夜晚，两人一起蹲在残破的土坯房里，对着地图研究阻击部署，外面是敌军的炮火，里面是豆大的油灯。那一夜说的话，做的事，秋成记得很清楚。后来在板瑶村，红三十四师断粮，是二十一师匀出了三天的口粮。这份情谊，不是挂在嘴上的。

    红五军团从长征开始就担任全军的铁流后卫，湘江血战、土城阻击战、金沙江殿后，哪一场硬仗都没落下。部队损失大，但骨架还在，士气还在。更重要的是，这支部队他熟悉，指挥员他认识，战士们他也打过交道。不是外人。

    所以他没有犹豫。他想的很清楚——尽自己所能，最差也要让红五军在这场注定艰难的征途中，少走一些弯路，少流一些血，多活一些人下来，如果能够改变西路军的结局那是皆大欢喜。不说扭转乾坤，至少尽力而为。

    至于其他的，走一步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