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四年（957年）春末，寿州城，临时行在议事堂。

    春深日暖，寿州城的重建已初见轮廓。然而，随着柴荣那道“淮南田赋五成征收、五年不变”的旨意草案由范质细化后，在更广泛的朝臣中传阅审议，新的波澜悄然兴起。

    议事堂内，气氛不同于以往御前决策的凝重，更多了几分公开辩论的激烈。柴荣端坐主位，面色沉静。下首，除了范质、王溥、魏仁浦等核心重臣，还多了几位专程从汴京赶来、负责财政审计的三司使副使及部分御史台官员。柴宗训依旧坐在角落，这是他首次旁听这种带有“廷议”性质的会议。

    争议的焦点，并非是否减免——那已是定策——而在于减免的力度与期限是否“过优”，以及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

    一位面容清瘦、目光锐利的三司副使手持笏板，声音高昂：“陛下，范相所拟‘五成征收、五年不变’之细则，臣等核算后，深以为忧！淮南虽遭战火，然土地肥沃，潜力巨大。若减免如此之重、之久，则朝廷岁入亏空巨大。此例一开，中原诸道近年亦多有灾患，若皆援引此例请求减免，朝廷何以应对？且淮南新附，正当示以朝廷威仪、法度严肃，如此优渥，恐滋长其侥幸之心，弱化其纳税之责，非长久驾驭之道！”

    他的观点代表了一批务实乃至保守的财政官员：担心财政收入，警惕政策攀比，强调新附之地的管控与义务。这是“童言”触及仁心之后，现实行政机器必然会产生的反弹。

    另一位御史言官附和道：“臣亦以为，五年之期过长。三年足矣！三年后可视其恢复情形再议。且‘五成’之数，可否细分为：第一年五成，第二年六成，第三年七成，循序渐进，既显皇恩，亦促其奋进，更合规制。”

    这是折中方案，试图在仁政与现实间找到更“安全”的斜坡。

    范质眉头紧锁，出列反驳：“陛下，前番决议，乃体恤民瘼、培植税源之长策。若朝令夕改，或大打折扣，则前功尽弃，民心失望。淮南不稳，则整个南方战略皆受拖累，届时所耗军费，恐远超今日减免之数！至于他道攀比，情况各异，自有朝廷权衡，岂可因噎废食？”

    王溥也道：“治国在信。陛下既已明示宽仁，若因臣工议论而削减，失信于新附之民，其害远大于税收之减。”

    双方各执一词，引经据典，数据与道理交织。柴荣沉默听着，手指轻叩扶手。他深知三司官员的顾虑有其现实性，君主的仁慈不能脱离国家机器的运转。但范质、王溥所言亦切中要害，尤其是“失信”二字，分量极重。他内心倾向于维持原议，但需要更有力的理由来平息异议，统一朝堂思想。

    柴宗训在一旁静静听着。他明白了，这不是简单的“该减多少”问题，而是仁政理念与行政惯性、长远投资与短期报表、君主信誉与官僚顾虑之间的深层冲突。他的“童言”需要升级，不能重复“让他们先吃饱”的逻辑，而要触及更核心的“信任”与“成本”问题。

    争论暂歇，堂内目光聚焦于柴荣，等待圣裁。

    这时，柴宗训从小杌子上站了起来。他没有走向中央，而是轻轻走到柴荣的御案侧前方，这个位置让他既能被众人看到，又依旧带着孩童在父亲身边的那种依赖感。他仰起小脸，先看了看那些面色严肃、主张削减优惠的官员，又回头看看柴荣，小脸上没有害怕，只有一种清晰的困惑。

    他声音不大，但在一片寂静中格外清晰：“父皇，儿臣……有点不明白。”

    柴荣目光转向他：“何处不明？”

    柴宗训眨了眨眼，用稚嫩但条理清晰的语气说道：“前几天，李继隆叔叔告诉我，他和兵叔叔们帮百姓修房子、发农具，百姓们都好高兴，说‘皇上说到做到，是真心对我们好’。可是……如果现在告诉他们，‘喂饱你们的肚子、借给你们的锄头’是真的，但‘少收你们五年粮’的话可能要改……他们会不会觉得……父皇之前说的话，也不算数了？”

    他直接将“政策反复”与“君主信誉”挂钩，用最直白的孩童语言描述了“失信”可能导致的民众心理变化。接着，他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问题：

    “还有……儿臣听曹将军说过，守城池要用很多兵，花钱很多。如果这里的百姓因为不高兴，又乱起来，是不是要派更多的兵叔叔来？是不是要花更多钱打仗？那……那比起现在少收一点粮食，哪个更花钱呀？”他将“安抚成本”与“潜在镇压成本”进行对比，虽然不懂具体数字，但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比较框架。

    最后，他看向那些提出异议的官员，眼神纯净，带着求知欲：“各位大人，你们说少收粮食朝廷会没钱。那如果这里乱了，要花更多钱派兵，还会耽误别的地方的事（比如北伐），是不是……损失更大呀？怎么才算真的‘省钱’、对国家好呢？”

    三问连环。

    第一问，直指政策信用是统治根基，动摇民心涣散。

    第二问，触及机会成本比较——短期的税收减少vs潜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