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无非都是在收取土地所产生的收益。

    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税人是将人视作占有土地的个体，通过收取人头税的方式，间接从劳动或土地中榨取赋税。税地则是回归财富来源根本，直接从土地生产环节中攫取赋税。

    两汉庄园经济的繁荣，在于土地兼并，以低廉的成本兼并土地，从而利用朝廷的人头税捆绑庄园中的门客、部曲。

    两汉流民潮屡屡发生，在于负担人头税的广大百姓，缺少属于自己的土地，在豪强田租与人头税的压迫下，最终成为失籍流民，以规避高额的人头税。

    唐朝沿用自魏晋南朝以来的租庸调制，而为了避免土地兼并，在土地制度上施行均田制，希望负担赋税的广大百姓能够拥有土地，不会因为负担赋税而破产。

    但由于土地兼并的盛行、均田制推行的复杂以及安史之乱导致国家衰弱，租庸调制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改为杨炎的两税法。

    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故自中唐开始，至清朝末年，历代封建王朝赋税制度逐渐以税地为目标，其中鞑子所谓的地丁摊粮，与两税法核心思想相差无几。

    但以税地为目标的两税法亦非善法，由于赋税额度固定，不限人口流动，则多有百姓逃亡富乡，则穷乡愈穷，富乡愈富。

    因此，税人与税地严格来说，无非是赋税征收的方式不同，若想避免土地兼并与贫民负担高额赋税，关键在于朝廷是否能有‘为民置产’之心。

    故刘备、张昭否决税地征收赋税，除了出自担忧得罪徐州大族之念，还有是因为徐州现如今的状况不具备清查田亩的能力。

    而刘桓的目的在于希望限制豪强兼并，为广大生民置产。今见税地之法不成，刘桓唯有退而求其次，选择采用变通之法。

    “若二君忧税田令大族不满，桓请州郡下令授田，依每户人丁男女授田，迁狭乡之民至宽乡定居，尽力减轻民众缴赋之负担。”

    刘桓沉吟半晌，说道：“但豪强、大族隐匿人口，若置之不理，何以平天下？且豪强大族身家富贵于民众，当依资产、田亩多寡，制九等户制，以向大族征收赋税。”

    张昭捋须思量，疑惑问道：“清查户籍，昭可以理解。但依富贵而制九等户制，是为何意？”

    “大族、豪强人人自诩家世高贵，而今却与贫民缴口税相同，岂不有自贱之意？”刘桓笑了笑，说道：“故为区别贫富，可由官府依户制九等，依民户贫富不同，令其缴纳不同粮绢以分等级。”

    张昭眉头微皱，说道：“圣人有言，天下无生而贵者。今户分九等，分贵贱之事，恐有违圣人之言。”

    见张昭误解自己意思，刘桓说道：“两汉以来，二千石贵人所缴之钱与走马屠夫所纳口钱无贵贱之别，然两千石贵人一月所得多于走马屠夫积岁所劳。故户分九等，非人之贵贱，而是劳之贫富。”

    “圣人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益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故人无贵贱，但劳有不同，贫富亦有别。”

    说着，刘桓故意偷换概念，说道：“既然富贵有别，贱民与贵人所纳口钱相同，岂不重贱民而轻贵人，何谈天下无生而贵者。”

    “五官之言有理！”

    刘备连连点头，说道：“备昔在平原治民，豪姓一年积蓄千石，小民一岁之劳未有积蓄，二者相差甚大，然所纳口钱相同。今虽不能税田，但不可不究问资产，以求损有余，以补不足。”

    “昭错解五官之意，今若损有余以补不足，制九等户差收不同口钱，我以为可令诸郡推行。”张昭说道。

    “从今岁起不收钱税，统一征收粮绢二物，有劳子布折钱计物，以便明岁推广。”刘备提醒道。

    张昭微微点头，说道：“将钱折算粮绢征收不难，百姓每岁耕作米粮，为向官府缴纳赋税，偶尔常向大姓兑卖粟粮，旧时大姓多以低价收购。如今赋税统一用粮绢征收，必能为百姓减轻负担。”

    停顿了下，张昭说道：“但舍钱而改征粮绢，恐州内大姓不满，忧五铢钱贱，使人游说明公。”

    刘备已有心理准备，摆手说道：“我心意已决，舍钱而征粮绢为根本之事，如有劝谏者视同阻挠政务。”

    说着，刘备看向刘桓，说道：“此计既出自公正之手，此番改征粮绢之事，公正当多多上心，与别驾共同推行。”

    刘备行事之前虽会斟酌利弊，但他若确定一件事，他就不会动摇。故自被刘桓说服，刘备便坚定决心，明年务必改用实物征收。

    “诺！”

    征讨天下，权谋、武功为其次，真正支撑起一系列动作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充足的绢粮。故在后续的日子里，刘桓每日必与徐州诸卿相会，严抓改征赋税之事。

    其中徐州大族得知刘备舍五铢钱，制九等户制二事，常有人登门拜会，或有官吏上疏，劝刘备三思而行。但刘备主意已定，以天子落难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