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指尖夹着一张一元的绿色港币纸币，轻轻弹了弹。

    “车费，一蚊。”何雨柱说，声音平静。

    车夫一愣，随即失笑：“先生，你玩我啊？讲好十蚊……”

    “那是你说的。我只同意付车费。”何雨柱打断他，目光透过镜片，没什么温度，“而且，我建议你摸摸自己左边裤子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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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夫下意识地伸手一摸，脸色刷地变了。

    里面空空如也！他明明记得，下午拉活赚的二十几元港币散钱，就塞在那个口袋！他急忙浑身上下摸索，每个口袋都翻过来，只有几张毛票。

    那二十多元港币，不翼而飞！

    他猛地抬头，看向何雨柱。何雨柱已经把那一元港币放在车座上，转身朝报社大门走去。

    “喂！你！”车夫想叫，又猛地捂住自己的口袋，一种莫名的寒意顺着脊椎爬上来。

    他看看手里那张十元人民币，又看看车座上那张一元港币，再看看那个消失在报社门厅的、从容的背影，张大了嘴，一个字也喊不出来。

    ……

    午后的日光像一瓢温吞的油，泼在香江沿岸密密麻麻的楼厦上，泛着腻腻的光。何雨柱站在那栋挂着“明报”牌匾的灰色建筑前，眯眼看了看天。

    港城的天，比他老家那块显得窄，也显得高，蓝汪汪的，嵌着几缕棉絮似的云，干净得有些假。

    他拎着一个半旧的帆布包，包角磨损得泛了白，里头沉甸甸的，是他全部的家当，也是他全部的指望。他抬脚上了台阶，皮鞋底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空荡荡的响，那声音让他想起老家冬夜里，饿急了的野狗用爪子刨冻土。

    门房里有个老头，戴着老花镜，从镜片上方瞅他。何雨柱咧嘴一笑，露出被烟草熏得微黄的板牙：“劳驾，我找罗浮总编。”

    老头上下打量他。何雨柱穿着件半新不旧的灰布中山装，洗得发白，袖口磨起了毛边，脚上的皮鞋也蒙着层从北方带来的尘土。

    这模样，不像投稿的文人，倒像哪个码头刚卸完货的苦力，或是从对岸泅水过来的“大圈仔”。老头皱了皱鼻子，仿佛嗅到了什么不一般的气味，那是混合了火车厢体味、汗水与一种奇特的、类似于陈旧纸张与墨锭的气息。“有预约？”

    “没有。”何雨柱答得干脆，笑容不变，“你就说，有个从北边来的，叫何雨柱的，有要紧东西给他看。或者……就说‘傻柱’找他。”

    老头将信将疑，拨了个内线电话，咕哝了几句。

    放下听筒，他脸上的皱纹舒展了些，朝里一努嘴：“三楼，最里头那间。楼梯上去就是。”

    何雨柱道了声谢，不紧不慢地踏上楼梯。楼梯是木质的，漆成暗红色，踩上去咯吱轻响。

    这响声让他心里踏实了些，有响声，就说明这楼是活的，不是那吃人不吐骨头的钢筋水泥怪物。

    到了三楼，走廊尽头是一扇虚掩着的门，门上的毛玻璃写着“总编室”三个字。他正要抬手敲门，门却从里面开了。

    先是一股淡淡的、好闻的雪花膏味儿飘出来，紧接着，一个人影撞进他眼里。

    是个姑娘。

    约莫二十出头年纪，穿着件月白色掐腰的列宁装，短发，额前有几缕柔软的头发自然卷曲着，衬得一张脸愈发白皙干净。

    她正抱着一叠文件要出来，险些与何雨柱撞个满怀。

    她“呀”地低呼一声，后退半步，抬起眼。

    那是一双很好看的眼睛，瞳仁黑得像深秋的潭水，清澈，文静，带着点儿受惊小鹿似的茫然。她的嘴唇是淡淡的粉，微微抿着，像初夏刚开的蔷薇花瓣。

    何雨柱看得有些发怔。

    北地的风沙里，少见这样水灵的人物。他老家村里的姑娘，脸蛋儿总是红扑扑的，像熟透的高粱，健壮，泼辣，嗓门亮。

    眼前这位，却像是江南梅雨季里，用最细的瓷土烧出来的胚子，莹润，安静，碰一下都怕碎了。

    “您找谁？”姑娘开口了，声音也轻轻软软的，带着粤语口音的普通话，像糯米糍粑，黏糯糯的，甜丝丝的。

    何雨柱回过神来，脸上的笑容放大，那点憨直气又透了出来：“我找罗总编。我姓何，何雨柱。”他顿了顿，又补充一句，语气里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熟稔，“朋友们都叫我‘傻柱’。”

    姑娘显然没听过这么个诨名，微微怔了一下，随即也礼貌地弯了弯嘴角：“罗总编在里面。我是他的秘书，吴家丽。”

    她侧身让开，做了个“请”的手势。

    何雨柱跨进门，经过她身边时，自然地伸出手。

    吴家丽似乎没料到这个看起来有些土气的男人会行握手礼，略一迟疑，还是伸出右手，轻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