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安澜走在最前面。她的脚步不紧不慢，每一步都踩得很稳。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衣服上还有补丁，补丁是她自己缝的，针脚歪歪扭扭的，一针长一针短，但缝得很结实。她的头发用布条扎起来，垂在脑后，发尾在风中轻轻摆动。她的脸上没有表情，不是没有表情，是不知道该有什么表情。她要去的地方，她想了五年。从十一岁想到十六岁，从七个人想到两千多人，从一间工棚想到一座山。想了五年，想清楚了。清楚了吗？清楚了。清楚了，就不想了。不想了，就走。走了，就到了。

    她身后跟着两千多个人。不是站成一排排的，是散开的。有的扛着枪，有的扛着锄头，有的扛着铁锹，有的扛着扁担，有的扛着竹竿，有的扛着旗。旗是红的，红得像血，像火，像初升的太阳。旗在晨风中飘着，猎猎作响。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能听到。听到了，就知道——来了。

    路很长。从云雾山到城邦，四十里。不是大路，是小路。小路弯弯曲曲的，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山，一会儿穿过竹林，一会儿趟过溪水。路不好走，但没有人抱怨。他们走惯了。在云雾山上走了几个月，走习惯了。习惯了，就不累了。不累了，就能一直走。一直走，就到了。

    老赵走在沈安澜身后，腿一瘸一拐的，膝盖咔咔响，但他没有停。他在数步子，不是数走了多少步，是数还有多少步到城邦。数着数着，就不数了。不是记不住了，是不用数了。因为他看到了城邦的塔。塔很高，很高，高到云里。塔尖上插着旗，旗是领主的，张牙舞爪的野兽，金线绣在深红色的布上。旗在晨光中闪着金光，像一颗在天空中漂浮的星星。星星很亮，但刺眼。他不想看，但他不能不看。看了，就知道到了。到了，就能做该做的事。做了，就能赢。

    阿朗走在老赵旁边，枪背在背上，枪管在晨光中泛着暗灰色的光。他也在看塔，看着塔尖上那面旗。他在想，那面旗插在那里插了多少年了？不知道。但他知道，今天它不会再插在那里了。今天，它会被扯下来，扔在地上，被踩进泥里。不是他扯，是别人扯。别人扯了，他就不用扯了。不用扯了，就能做别的事。别的事做完了，就赢了。

    石根生走在阿朗旁边，摸着脸上那道疤。疤不疼了，不是不疼了，是忘了疼了。他在想，码头上的人，会不会看到他们？看到了，会不会跟上来？跟上来，会不会一起走？一起走，会不会就到了？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们来了，就会有人看到。看到了，就会有人跟。跟了，就会有人一起走。一起走了，就会到。

    石头和石柱走在石根生后面，不说话，不说话。他们在看路，看路上的石头，看路边的草，看草下面的土。土是黑的，黑的发亮。能种庄稼。种了庄稼，就有粮食。有粮食，就能活。能活，就能站。能站，就能走。能走，就能到。

    小梅走在石头和石柱后面，手里握着那把镰刀。镰刀是新的，旧的那把在竹海被火烧了。烧了，就没了。没了，就换了新的。新的也是镰刀，弯的，刃口锋利，一刀下去，能割断绳子，能割断鞭子，能割断那些绑在矿工手上的、脚上的、脖子上的、看不见的、但勒得人喘不过气的东西。看不见，但勒得紧。勒得紧了，就要割。割断了，就松了。松了，就能喘气了。喘气了，就能活了。

    陈望没有下山。他坐在山顶的石头上，看着沈安澜的背影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竹林里。他没有追，不是追不上，是不能追。他的腿不行了，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就不走了。不走了，就看她走。她走了，他就在。她在，他就不怕。

    他坐在石头上，风吹着他的白发，白发在风中飘着，像一面旗。旗不红，但能看到。能看到，就不怕。不怕，就等她回来。她回来了，他就还在。

    城邦的城门是关着的。不是平时关着的，是今天关着的。平时城门开着，从早开到晚，人进人出，车来车往。今天关了，关得紧紧的，门缝里透不出一点光。城墙上站着卫兵，穿着铁甲，握着长矛，端着枪。他们看着远处那条路，路上有人。很多人。他们举着旗，旗是红的，红得像血，像火，像初升的太阳。他们看着那面旗，看着那些走来的人，手在抖。不是冷，是怕。怕了，就不敢动。不敢动，就站在那里，看着那些人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近到能看到他们的脸。

    那些脸，他们认识。不是全部认识，是认识一些。矿场里的矿工，码头上的工人，贫民窟里的人，菜市场里的人。他们认识这些人，这些人的脸在他们的记忆里是模糊的、一样的、不值一提的。今天不一样了。今天这些人的脸上有光，光不是太阳照的，是从他们自己身体里发出来的。被什么东西点燃了的光，亮得刺眼。

    沈安澜走到城门前，停下来。她抬头看着城墙，看着墙上的卫兵，看着他们手里的枪。她不认识他们，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站在城墙上，替领主卖命。但她知道，他们也是人。人也饿，也冷，也怕。怕了，就不敢动。不敢动，就站在那里，看着别人动。别人动了，他们不动